1942年的冬天来得又急又狠。冀鲁边的原野上,北风卷着雪粒横扫村庄,寒气像刀锋一样划过脸颊。
那时的冀鲁边军区正承受着日军新一轮的“铁壁合围”——据点像棋子般不断落下,封锁沟和碉堡密密麻麻,切断了交通线。粮食和弹药都在急剧消耗,补给几乎断绝。
军区领导急得嘴角起泡,只能连夜发电报,向冀鲁豫军区求援,请求派一位既能指挥作战又能稳住局面的主心骨来接手危局。
经过权衡,上级决定调来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这位司令员作战勇敢、谋略灵活,在军中口碑极好。然而,从冀鲁豫到冀鲁边的路,横亘着几百里敌占区——铁路、公路都被封锁沟切断,碉堡和炮楼像串起的铜钱,每隔几里就矗立一个。
要在这样的防线中护送一位高级指挥员过去,无异于在枪口下穿针。这趟任务,为何会在半路遭遇致命埋伏?
任务传达后,第一军分区迅速挑选护送人员。最后决定由县大队一连连长杨升堂和副政委张治安带队。
杨升堂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在这一带摸爬滚打,熟悉所有小道和隐蔽点;张治安则口才出众,能在关键时刻与伪军周旋,为突围创造机会。
临行前,杨升堂在院里召集全连,抹了把嘴角的唾沫说道:“这趟差事是用脑袋换的。刘司令是咱八路军的主心骨,半路出事,我们都没脸回去交代。”
张治安接着说:“保人是第一条,但记着,走到哪儿都不能给老百姓添麻烦。”
那天傍晚,刘贤权与妻子、几名警卫员及二十余名护送人员换上便衣,腰间配短枪,在暮色中悄然出发。
最初几天,队伍行进顺利。杨升堂带着大伙钻盐碱地、穿芦苇荡,避开村落和公路。饿了啃冻硬的窝头,渴了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夜行时,冻得发硬的土地踩上去嘎吱作响,谁也不敢出声,生怕惊动据点里的日军。
刘贤权的妻子出身书香门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长途奔波,脚上磨出了血泡,走路一瘸一拐,但始终没有抱怨。宿营时,刘贤权帮她挑破水泡,低声道歉,她只是摇头:“只要你能到地方,这算不得什么。”
第七天傍晚,队伍到达接头地点——名叫“黑风口”的山坳。冀鲁边军区的联络员早已等候,手里攥着半截火柴,这是双方约定的暗号。
联络员告知,前方二十里便是大李村,村里有堡垒户接应。天色已暗,风卷着雪沫像刀子刮脸,大伙决定先在大李村歇息一晚,第二天再赶路。
大李村只有几十户土坯房。堡垒户李老汉见到队伍,像迎亲人一样迎进屋。西屋安顿刘贤权夫妇和干部,东屋住战士,堂屋生起柴火。张治安不放心,和杨升堂巡查村口,安排东、西两个岗哨,并叮嘱:“有动静鸣枪示警,别硬拼。”
夜里雪下得更密,屋顶簌簌作响。刘贤权在油灯下研究地图,妻子在旁缝补破袖口。杨升堂却心中不安,他的直觉在多年征战中救过无数人命,于是又到外头嘱咐岗哨:“打起精神,别打瞌睡。”岗哨战士裹紧棉袄,答应得干脆。
然而,危险在黎明前骤然降临。寅时,村外响起三声枪响,紧接着是手榴弹爆炸声和鬼子的嚎叫。东岗失守,敌人已冲进村。刺刀在火光中闪烁,伪军在后面高喊:“抓活的!别让刘贤权跑了!”
杨升堂心头一沉——敌人怎么会准确知道刘司令在这里?
刘贤权当机立断:“分散突围!杨升堂,你带几个人护我往北走,那里有芦苇荡。张治安,你往南吸引火力!”
伪军的喊话随即传来:“刘贤权,我们知道你在村里,识相的出来投降,不然烧了房子!”
张治安抓住机会,大声劝说伪军:“你们也是中国人!鬼子迟早完蛋,回头还来得及!”一时之间,枪声减弱,有伪军犹豫不决,却被鬼子一刀刺倒。
趁着空隙,杨升堂护着刘贤权夫妇从后门冲出。雪地松软,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突然,一枚炮弹在不远处炸响,刘贤权的妻子中弹倒地,鲜血染红了雪。她推开丈夫:“快走……”话未尽,已没了气息。
刘贤权忍痛被杨升堂背起,冲进芦苇荡。高高的芦苇和积雪遮住了他们的行踪,追兵的叫喊声渐渐远去。
南侧的张治安边打边喊口号,果然让部分伪军放了水。他带着几人钻进树林,敌人追到时已不见踪影。
天亮后,杨升堂将刘贤权藏在干草垛中,自己外出探听。得知鬼子在村中搜查未果,便放火焚毁数间民居。李老汉为掩护战士,被刺刀杀害,全家房屋化为灰烬。此次突围,刘贤权的妻子和五名战士牺牲,大李村被烧得千疮百孔。
军区得知消息后,立即调查泄密原因。经过半个月排查,矛头指向第四军分区作战参谋王某某。
原来,刘贤权调动的决定是在军区会议上定下的,王某某参加会议后,暗中向日军特务机关发电报,详细出卖了护送路线和休息地点。
证据确凿,当天便在操场上枪决。行刑时,王某某双腿发软,口中哀求“饶命”,但谁也没有动容——因为太多生命已经被他的背叛夺走。
这起事件让军区痛定思痛。此后,重要会议严格保密,参会人员必须签字画押,泄密者无论职位高低,一律严惩。
同时,对伪军的工作方式也有调整。张治安的喊话在突围中发挥了作用,说明伪军中不少人是被逼为敌。八路军开始主动与基层伪军接触,宣传抗日道理,并承诺悔过者可记功受奖。渐渐地,不少伪军转而暗中提供情报,甚至携枪投奔。
在行军住宿上,部队更为谨慎——多走夜路、少在村中停留,宿营不超过两三个时辰,岗哨布置明暗结合,时刻警惕。杨升堂常说:“那晚要是多派几个哨,或者不在大李村停,就不会有那么多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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