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12日下午三点，小彭，你真的是老彭的侄女？”病房里，黄克诚扶着床沿，盯着来人，声音沙哑却带着劲儿。
那一年，北京的冬意还没褪尽。彭梅魁推门时，冷风顺着走廊卷进来，掀起门帘，灰白的毛呢大衣角在膝下摇晃。她把手放在胸前，揣着一封早已被折痕磨旧的信，这是伯父临终前交给她的“路条”。信里留下两行重笔：“遇事可托黄、萧二将。”字迹遒劲，收笔却有明显的颤抖，能看出写信人当时的身体状况。
彭德怀去世已经四年。那四年，社会气氛一点点转暖，许多人等着云开。彭梅魁心里清楚，再拖，伯父留下的那些手稿恐怕要因为湿气和时间而褪色，更怕的是，它们会在尘封中失去价值。她盯着黄克诚那双泛白的眼珠时，忽然有点忐忑——眼前这位大将，能够接住伯父沉甸甸的托付吗？
不得不说，黄克诚的反应速度依旧敏锐。他听完来意，立刻扭头对身边的护士嘱咐两句，然后抓起床头的拐杖，“走，我带你去找萧胡子。”这一语气里有决断，也有对昔日故人的惦念。当年的四野，两位副手一文一武，默契胜过千言。黄克诚没再多问，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搭乘电梯上六楼的短短几十秒，彭梅魁回忆起1965年在北京西山的最后一面。那时伯父被安排在一栋僻静的小楼，灰瓦、矮墙、枯树，一片冷寂。可他仍坚持每天读书、写作，记述战争岁月，也剖析个人得失。暮色里，伯父对她说的那句“笔比枪更难拿”一直萦绕在耳畔。如今，她怀里的那些稿纸正是伯父视为“第二次作战”的武器。
电梯门开，黄克诚脚步不停，推开6病房的门就喊：“老萧，有客！”语调毫不客气。萧劲光从窗边回头，短髭微翘，看见来人，先愣了一秒，继而快步迎上。两位大将多年未聚，如今同住301医院，本身就是命运的一场排列。
萧劲光听完黄克诚的介绍，长吁一口气：“你伯父的脾气我再清楚不过，该说的话，他肯定写下了。”随后，他转向黄克诚，“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材料整理好，交到能真正拍板的人手里。”
一句“能真正拍板的人”，点明了当时局势。粉碎“四人帮”已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开始系统平反历史问题，但流程繁复、牵涉众多。黄克诚与萧劲光心里都明白，彭德怀的昭雪不仅关系到个人名誉，更关乎那个时代留下的深层创伤。
彭梅魁从包里小心取出三十多份手稿，封皮用牛皮纸包着，上面写着“个人反思”“志愿军战况述评”“朝鲜停战谈判侧记”等标题。纸张边缘磨损严重，墨迹却依旧沉稳。她没料到，自己双手递出的不仅是一叠历史文本，更是一颗长久压在心口的石头。
黄克诚示意秘书拿来硬纸板和棉绳，把手稿分门别类固定好，再添加封页说明。做这些时，他脸贴得很近，几乎是用耳朵感知文字位置——视力接近失明让他不得不靠触摸完成整理。不过，他的动作并不迟缓，反而透着久经沙场的果断。
萧劲光则提笔写了一份简要呈报：第一，彭德怀实事求是的自述；第二，对志愿军作战情况的具体补充；第三，个人案件处理的殷切请求。字数不多，却抓住关键，每一句都能让决策层迅速了解要点。
完成这一切已是傍晚。病房窗外，夕阳把整面玻璃染成暗金，远处军区总院的旗帜在冷风中猎猎作响。萧劲光把呈报递交彭梅魁，“明早八点，你随我秘书去总政。文件从组织渠道走，比个人递交更稳妥。”那语气像在布置一次小型战役，没有情绪，却让人安心。
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到了这批材料。随后，军委相关部门开始调阅档案、走访知情者、核实当年“反党集团”一案的种种细节。多年尘封的档案箱重新开启，冤错格局被逐层剖开。1979年4月，中央作出决定：彻底推翻原结论，恢复彭德怀名誉与职务。
消息传来，黄克诚正接受眼部复查，医生在灯下细细检视他的瞳孔。他没说一句话，只把右手缓缓放在胸口。萧劲光得知后，站在病房窗前沉默良久，抬头时，眉毛间那抹坚硬的英气依旧。
彭梅魁终于松了口气。她记得伯父在西山小楼最后一晚说过的另一句话：“历史不会亏待赤诚之人。”当时她没太懂，如今明白，那句豪言不是给自己，也不是给后人鼓劲，而是对黄克诚、萧劲光这样愿意在风雨中挺身而出的战友，最深的信任。
很多年后，彭梅魁再提起1978年那个下午，会说一句：“若没有他们两位，我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敲开那扇门。”她知道，一段历史能被纠正，从不是偶然，而是无数坚守和传递共同铸成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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