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早春，医院走廊的窗子刚透进一点光——‘朱班长，你今天疼得少点吗？’”护士小刘侧头问。那一年，朱彦夫还叫“朱班长”，左眼被绷带裹着，双臂只剩残端，两条义肢靠着墙站着，像两把沉默的铁钳。对他而言，疼痛占据了全部的清晨；对旁人而言，只是微弱的问候。可就在这间病房，22岁的陈希永第一次看见他，命运就此拐了个弯。
陈希永是来陪姑父治病的，往返病区几次，总能瞧见朱彦夫把自己绑在木椅上训练——用牙咬着钢叉练习写字、用残肢磕碰把水杯推到嘴边。她心里直打鼓：这人得用怎样的心劲儿才扛得住？后来，姑父把朱彦夫的履历悄声说给她听：14岁破格参军，17岁赴朝，长津湖一役成了全连唯一活口，47次手术才从死神手里摔回来。那一刻，陈希永没再把他当“病号”，而是把他当成一面旗，一面写着“活下去并且有用”的旗。
朱彦夫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浪漫化。转到地方康复所后，他对医生说：“能站就行，别给我讲什么奇迹。”可同病房的老兵逗他：“没手没脚还想娶媳妇？”朱彦夫干脆回：“媳妇？不误事就行。”话虽轻，他心里却认定，这辈子多半跟婚姻无缘。谁料几周后，县武装部干部带来一个消息：有人主动提亲，正是常来病房帮忙的陈希永。
起初，他拒绝得很硬：“我连端碗都费劲，耽误她一辈子？”陈希永把门一关，几乎是“开会”式地列清单：洗衣服、喂饭、写材料、下地干活——“我能干的，你别操心。我有两只手两条腿，你没有算什么，人家还没有胳膊腿也过日子呢。”语气平静却带火，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直戳朱彦夫胸口。那一年，她22岁，他24岁，两人没拍照、没酒席，只在病区干脆地写了几行字报到大队，算是成亲。
回到莱芜老家，迎接他们的是三间漏雨的土坯屋。为省钱，陈希永撕掉窗纸，换上自己拆旧衣缝成的布帘；院里的石磨腿断了，她抬来几块砖头垫平继续用。当地民风实在，议论也实在：“傻姑娘，图啥？”她只抿嘴笑，不回声。朱彦夫看在眼里，心像猫挠：他没法提桶抹墙，但他能思考。复员前学的文化派上用场，他借来《农业地质》抄下改土配方，拄着木棍带十几个青年去坡地刨石头、挖水渠。晚上回家，陈希永在油灯底下帮他把“战地记忆”口述整理成文字，稿纸堆满灶台。朱彦夫说：“这屋子小了，理想大了。”
有意思的是，那几年正赶上国家大规模兴修水利。区里干部来调查劳力，进门见朱彦夫空袖子，正要客气两句，却被他抢话：“给我一块板、一支粉笔，技术图我能画。”结果他真凭残臂夹粉笔画出简易等高线图，后来指导村里凿出两条灌渠，把十几顷旱坡变成水田。乡亲们服气，推他当支部书记。陈希永白天跟着队里插秧，夜里帮他批改夜校作业。有人调侃：“朱书记，你家媳妇干双份活儿，你可亏欠大了。”朱彦夫半玩笑：“我把一辈子都押上了，还不够？”
生活并非一直高歌前进。1966年天涝，稻子泡田，村里缺口粮。陈希永抱着儿子，背着干粮一家家协调赊借，挨骂也认。临近年关，粮站批不出余粮，她干脆把家里仅存的几只老母鸡送去换高粱面。朱彦夫心疼问：“后悔吗？”她摇头：“咱俩能熬过零下五十度，还怕这点日子？”一句话堵住所有情绪。
时间推到改革开放后，外地企业进村收劳务。有人劝他辞书记跟着出去赚钱，他没去。他说村庄还没富到让年轻人全员返乡，“我把腿丢在朝鲜了，不能把心再丢给城市。”他守着夜校，继续讲识字课。陈希永也没闲着，挑起家里几亩责任田，年年交公粮、交学费，一个子都不拖。1990年代，朱彦夫失明的右眼也出现青光症，视野只剩模糊影子。陈希永一句“放心，有我”说得云淡风轻，却把衣服口袋都缝上粗线，好让丈夫摸得出哪件是外套、哪件是棉衣。
2001年前后，朱彦夫的《极限人生》出版。他用牙咬笔签字，签一册就累得冒汗。记者问他最想感谢谁，他指向身旁的老伴：“她是我借来的手脚，时间一到得还。”话说出口，两人对视，都没笑。2010年深秋，陈希永病情恶化，肺部功能逐日衰竭。临终那天，她用微弱的声带念一句：“别给自己找不自在，日子还长。”其实她心里清楚，这句话是留给丈夫独行的胆气。
陈希永走后，家里亲戚劝朱彦夫别太伤身，他执意披麻戴孝，理由很简单：“她替我苦了大半辈子，我欠这件孝衣。”葬礼那天，他让人搀着，一步一步挪到坟前。风刮得狠，白麻布在他残臂上呼啦啦响。乡亲们谁都没出声，只听见他的低喃：“希永，今天我终于能为你扛一次。”
后来，朱彦夫接连获得“人民楷模”“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领奖台上，他再三声明：所有勋章，陈希永占半壁。“如果没有她扶一把，我的钢铁也会生锈。”台下掌声轰鸣，他却仿佛回到那个早春的走廊，那个轻声问候让疼痛暂停的瞬间。
现在，他把妻子的照片放在床头，每到黄昏独自念几句：“希永，渠水还在流，院子樱桃又红了。”那声音沙哑，却很温暖，因为他知道——55年的相守早已把血脉和土地缝在一起，爱与担当不会随人离去，它们在村头那条灌渠里、在夜校那盏灯里，更在每个学会写字、敢于抬头看远方的乡亲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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