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一名被残忍的日本士兵杀害的儿童被一个自发组织的埋葬小组找到。

【编者手记】1938年杭州沦陷后，杭州二中前身之一——蕙兰中学美籍校长葛烈腾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收容保护了众多中国妇女和儿童，那时的蕙兰中学成了妇女儿童的庇护所，它在长达四年的时间中养活了近两千名孤儿，救助了数千名妇女。他记录了大量日寇在杭州的暴行，和中国人坚韧不屈的斗争。向这位国际友人致敬！

葛烈腾夫妇

避难所里挤满了少女、女童以及带着小孩的妇女。第一天，蕙兰中学里收留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我们预先的三百名定额数，每一处腾出来的空间都被利用了。第二天白天，一个帮工来敲我卧室的门，把我从一场短暂的睡眠中叫醒（前一天夜里我睡得一直断断续续的），说有三四十个妇女在蕙兰中学大门口叫嚷着要进来。
我穿上睡袍跟着他来到大门口，看到三十九个妇女和女童，有的蜷缩着靠着墙壁，有的疯狂地敲打着大门，一边哭泣一边无力地诉说着刚发生在她们身上的可怕遭遇。当她们看到我，开始发疯似的尖叫，乞求我能够收留她们。我立刻把门打开。我们在教室里拆掉了很多座位，把能当成垫子和床的东西去找了来，我们想尽可能让她们感觉舒适一些。我们一个女佣发现，她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日本兵的凌辱。

一個被日軍當活靶練習剌殺 而垂死的被害者

从清晨直到傍晚，这个场景几乎每小时就会重复上演一次……蕙兰中学里已经收留了三千左右的难民，超过四百个妇女只能呆在健身房冰冷的水泥地上。这个健身房只有三面围着墙。她们当中很多都是孤身一人来的，没有棉被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当时正是12月，地上都结了冰。其中大概有二十个家庭，每家三到七个人不等。很多家庭除了一小片垫子和一小床被褥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很多时候，他们仅有的这点物品，还被恰好从我们门口经过的日本兵给抢走了。我们从附近几个外国人的家里搬来床和被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这些朋友们还留在这里，他们也一定愿意提供帮助。
一个多星期以来，不断有妇女加入进来。她们当中的很多人把烂泥涂在自己腿上，试图盖住光滑的皮肤，把长头发包进大大的帽子，把自己打扮成苦力的样子，只为能骗过日本兵的眼睛而不被凌辱，但这也只是她们自己的希望而已。还有很多妇女是由男性家属抬着担架送进蕙兰的，有些一进来就说：“我病了。”我们把她们全部接收进来，然后把她们安顿下来。
各种噪杂、痛苦及可怕的声音，让我们整夜无法入睡。离蕙兰中学不远处的一个银行成了日本兵的马厩，大概有五十匹左右的马，整晚都用马蹄敲打着地板，夜夜如此，可能是这些马也经受不住寒冷，但是日本兵已经把这些马照顾得很好了。一天，一个朋友数了数，大概有超过八十匹马，每一匹马身上都盖着一床丝棉被；而与此同时，在我们的避难处，大约有一千五百个妇女和女孩，她们每人都只能分到借来的床单的一个边角来抵御严寒。晚上受日本兵追赶的妇女发疯似的逃上了屋顶，我们都能听到附近瓦片震动的声音，受惊吓的妇女一直逃到我们仆人住处的屋顶，那里与她们的屋顶相连，她们就从上面滑下来跳到我们院子里面，日本兵就没再继续追赶。在离我卧室窗户30英尺的一个银行里，妇女们哭着尖叫着乞求日本兵放过她们。在家具的撞击、瓷器的碎裂、木地板上逃命奔跑和破门而入的声响之后，伴随着诅咒声，紧接着是男子急促粗重的喘气声，直到一声惨叫和最后的咽气声后，周围才暂时安静下来。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我们的一个邻居，因为想要保护自己的家，就这样死去了。一个邻居被日本兵用刺刀顶在墙壁上，日本兵要他交出家中的妇女，但这个邻居的妻子已经在我们避难所里。刺刀一下又一下用力刺进了他的心脏，这位邻居极度痛苦的尖叫声让我们从床上惊吓而起，我们能做的也只是站在地上等待，直到听到最后那一声咽气声，我们得知又一次杀戮结束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当中的忠实同伴会对这些遇难者进行最后的处理和安顿，但其实在提供这些帮助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
当布朗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都很高兴，因为除了他，只有两个人可以对付半醉的、疯狂的，或者仅仅是好色的日本士兵。布朗只亲身经历了一次，就决定把他所有精力投入到避难所的工作中来。日本兵占领的第一天，布朗正沿着街道往前走，一辆军用卡车驶过来，从他身边经过时，停了下来，几名士兵跳了出来，把一个惊恐地尖叫的十五岁女孩拖进了卡车，扬长而去。

在最初的几天里，被富裕生先生留在家里的几个仆人，突然失踪了。一个月以后，富裕生先生才知道这几个仆人到底是怎么失踪的。
有一天，富裕生先生又从大街上找来一个仆人，让他帮忙搞卫生。傍晚的时候，他想要泡茶喝。他的仆人生好火正准备烧水，突然跑进来跟他说，这个水看起来不对，最好主人能过去看一下。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月前失踪的两个仆人，双手反绑在身后，胸前插着刺刀，被扔进了水井里。
当日本专员来到杭州，调查对外国人及其财产的损害指控时，富裕生先生列了一个长长的控诉清单。但是，所有的控诉，都像当初轻率犯下的罪行一样被快速地否定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由于富裕生先生坚持他所罗列的所有指控，其中一名日本军官就质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些是日本兵干的？你为什么不认为是中国人干的？你亲眼看到日本兵闯进你的房子了吗？”
午潮山惨案纪念碑（1998年重修）

“午潮山惨案”。1937年底杭州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入余杭午潮庙避难。1938年3月4日，日军进山扫荡，将男子全部捆绑，强奸女子，之后将庙中四百人全部杀害，只有三人幸免。后来人们去收尸时，地上的血淹没了脚背。在避难所里，除了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以外，外面的境况也让人非常焦虑和担忧。走到大街上，几乎每一次都会看到妇女们在仓皇逃离日本士兵的侵犯，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妇女被日本士兵直接拖走。
在杭城被日军占领的最初几周内，即使是年轻的成年男子，也是很不安全的。
一天下午，我正在街道上走，两个小伙子从后面跟了上来，紧贴着我走。我不认识他们，以前也没见过他们。很明显，他们是想寻求保护。在那段时间，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是中国人的保护伞。当我们三人往前走的时候，迎面过来一头小毛驴，小毛驴被一个日本兵用一根缰绳拖着，很不情愿地走着。这个小动物背上高高地堆满了掠夺来的物品，它艰难地驮着东西可怜地蹒跚前行，我们几乎看不到它的耳朵和腿。我向旁边两个中国小伙子示意看这滑稽又可怜的动物，我们相视一笑，没有出声，更没有露出鄙夷的表情。但是这个日本兵误解了我们的行为，以为我们在嘲笑他，马上从身上取下枪，对着这两个中国男子开枪，两个小伙子就这样在我身边被打死了。

一名日本兵接著用同一个 “活靶”练习刺杀， 在牺牲者发出最后的 痛苦呐喊时，刺刀 还在反反复复地 扎进他的胸膛。

在杭州被占领后的几个星期里，没有中国人能逃离被日本兵或其他日本人掠夺的厄运。红十字会里一个官员，叫明思德，有一天，他来看我，当时我们站在离他车子6英尺远的地方，一个日本兵从另一边走过来，强迫明思德的司机把手伸出来，然后就明目张胆地抢走了司机的手表。
一天，我让一些苦力帮忙把三箱很重的货物抬到铁路对面去。他们看起来非常的辛苦和可怜，我给了三倍于以往的工钱，每人一元钱报酬。一个穿着平民衣服的日本人，看到我把钱递给他们，走上前来当着我的面，把钱从苦力手中直接抢走了。于是我让这些苦力上了我的车，把他们带到了1英里远的地方，又给了他们每人一元。然而，这个钱他们能拿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日军占领下的杭州街道（1937—1938年）

我们经常被请求去营救一些不幸的人，其中一位先生就从地下室救出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为日本兵就坐在地下室上方的房间里，这个女孩就在里面整整躲了两天。当时，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女孩身上的衣服被冻住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剪刀剪开衣服，才能把它取下来。石油公司的一个苦力因抗议日军对他妻子的强暴而被杀害，他的妻子因抵抗而被刺刀刺死了。许多受日军袭击的受害者都向我们寻求帮助。数百具尸体在城市中被发现，都是因暴力致死的。
伴随着法律的混乱，社会公德在急剧下滑。在很多教会医院里，医生报告说，性病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很多原本来自于上流社会的妇女也前来接受治疗，她们把自己卖给了日本人，解释说“呒有法子”。家里要吃饭，父母要照顾，对一个孝顺的孩子来说，为父母做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一名即将被日寇当作刺杀活靶的中国平民

学校成了“敲诈勒索”的中心，因为孩子们也学会了如何“敲诈”。如果一名教师对学生严厉了一点点，让学生不舒服，他就会被传言出去，成为“反日”的了。老师们课堂上说了“满洲国”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日本是从中国掠夺走了朝鲜，都会召来秘密警察的调查。想避免类似种种麻烦，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做教师。因此有专业资质的教师都离开了学校，只剩下那些自己是间谍，或者本身与傀儡政府有联系，还有一些不当老师就没有出路要饿死的人还待在学校里。中国的学生告诉我，老师上课唯一的任务就是照本宣科地大声朗读一遍课文，没有任何的讲解，也不检查背诵，剩下的时间都由学生自己决定，学生可以随意地进出教室。
中国人被要求在经过每一个哨岗时向哨兵行日式鞠躬，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日军会用枪托凶狠地击打中国人的背部或臀部。我的一个仆人，因为没有注意到一个角落里的哨岗，而没有意识到要鞠躬。他被日军叫了回去，被强迫连续鞠躬三次。每次当他鞠躬到最低点的时候，日军就使劲击打他的脖颈，把他打得趴在地上。也许你觉得就到此为止，但是通常，中国人没有那样好的运气。
海报在城里的墙上到处可见。我不能理解海报里包含着日本人什么样的心态。最漂亮的一幅海报是用四到五种颜色描绘而成的，上面画着一个日本士兵站在日本国旗下面，背景是几个中国农夫在收割稻子。上面用汉字写着：“无论日本士兵带着日本红日国旗走到哪一片晴空下，那里的人民都可以在和平、舒适的环境中安居乐业。”这张海报贴到我们蕙兰避难所大门上的那天，正好是我收留两百名妇女的那天，也就在那天，这两百个妇女遭受了日军丧心病狂的奸淫和强暴。
游击队并非从战争一开始就有，因为中国的城乡人民善良、热爱和平，而且思想保守，不到忍无可忍，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因此，战争开始时他们宁愿相信日本人在海报上说的那些花言巧语。淳朴的农民一直相信和平，直到日本人大兵压境，他们才从血泪中学会仇恨。在城郊，绑着一大群赤裸的农村妇女，身上虽盖着毯子但几乎是衣不蔽体。这些妇女由专人看守，一旦有日军进城，她们就成为供这些士兵玩乐的慰安妇。借着运河堤岸的掩护，有个中国农民把船划到附近，冲上岸去救他妻子，他割断她的绳索一起跑向运河。只听“砰、砰”两枪，这对夫妇便沉尸河中。这一幕激起了附近村庄的仇恨，于是农村地区的游击运动迅速呈星火燎原之势展开。
有太多绝望的村民，他们已一无所有，一心想着在倒下之前尽可能多杀几个日本兵，而且万一活下来了呢？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拿着日本步枪的村民，我问他枪是怎么拿到的，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他们烧了我们的村庄，我逃了出来，躲在稻田沟里整整一夜。他们走后我回到村子，但只剩尸体和废墟了。几天来，我四处寻找我年迈的父母、我的妻子和孩子，但没人见过他们，他们已经死了。“一天，我们村十几个还活着的人在茶馆里会合，我们决定，如果我们还是男人的话，就必须为家人报仇。但是我们手里什么武器也没有，甚至连一把菜刀也没有，那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日本哨兵那里抢枪，有很多日本兵是守铁路的，如果我们同时冲向一个鬼子，他肯定不可能把我们都干掉。于是我们歃血为盟，不抢到枪，誓不罢休！“第二天，我们沿着运河堤岸走过坟堆，直到离一个哨兵100码内，开始隐蔽。我们等了很久，直到每个人都到达最近位置，然后慢慢向前爬，每靠近一码就多一分胜算。最后，哨兵听到一丝动静变得警觉起来，我们全都跳起来，冲了上去。
“我想他是个厉害的兵，因为他杀了我的兄弟、表弟和一个邻居。我们扑上去的时候，他用刺刀刺伤了我们四个人。你看！”于是他拉起外套，我看到穿过他身体一侧的一条长6英寸的青红色伤疤。“但最后，我们抢到了枪！从那时开始，我们每天伏击日本哨兵抢枪。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枪支，把掉队的日军和征粮队赶出村庄，而且我们每天晚上还会在沿线的地方袭击他们的巡逻队和哨兵。”

杭州周边的抗日游击队（约1940年）

1940年，城站火车站边最大的日军仓库被烧毁，损失了一百万元的物资。气炸了的日军，将在仓库工作的四十三名苦力先后装上卡车，送到一个寺庙围场，强制他们跪成一排。一名凶狠的日本兵挨个将他们斩首。
游击队的精神是具有代表性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曾经帮助山地野外医院的一名伤员偷运紧缺药品，我看到伤员的额头上布满汗珠，汗水顺着他苍白的脸颊流下来。他下巴紧锁，为了不发出痛苦的呻吟声，紧咬牙关，几乎要磨碎所有的牙齿。我询问了他的一些情况，那天早上，在没有吗啡止痛的情况下，医生将他的一条腿截肢了。我侧身靠近他，试图和他聊几句，但我很难听懂他的方言。最后，我对他说：“我听不大懂你说的话，你是从哪个省来的？”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愤怒，他痛苦地抬起头，用胳膊肘撑在稻草枕头上，用另一只手向我敬了个漂亮的军礼，然后拍了拍他剩下的那截大腿，说：“先生，我从哪个省来的有区别吗？我是一名中国国民军战士！”说完他倒回了床上。他曾效力于某省一位自私的旧军阀，后来有人付给他更高酬劳让他改旗易帜，从那以后他就将生命交给了祖国和国民抗日军队。多年的战场战斗，却节节败退，丧失领土，损失惨重。所有的代价，对于像他这样的人都不算什么。正是有了他们，中国最终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
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个男人，我给了他一张饭票。这是一张月票，但他误以为只能换一顿饭。他来了以后被安排与七个男人同桌，他吃了远远超出正常饭量的食物，然后等到其他人都走了，他用舌头把桌面整个儿都舔了一遍。或许他认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顿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