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上映之后大获成功。
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女主角霍莉优雅、美丽、古灵精怪又带着点神经质。她身穿纪梵希小黑裙，戴着夸张的珍珠项链，梳起高高的发髻，手拿超大烟嘴，成为20世纪美国电影最具标志性的形象之一。女主从追求物质到拥抱真爱的故事，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津津乐道。
这本应该是一个改编电影的成功典范，但原著作者杜鲁门·卡波特却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是我见过最离谱的选角，简直让我想吐。”
20世纪40年代的纽约，物质欲望正随着时代的浪潮暗中涌动。世界大战对日常物品和奢侈品的供销产生了影响，但军工厂和背后的华尔街资本却在源源不断的重工业生产中大肆狂欢。
在战后，蓬勃向上的经济让大都市的人民陶醉其中，自然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娱乐需求，报纸杂志、百老汇和好莱坞电影刺激着每个人的内心。经济和娱乐业联手，不断给心怀理想的人造梦——让他们看到社会激荡中松动的等级体系，从而前赴后继地进入大都市，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阶级和命运。
这时候，卡波特默默扮演着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色。这个出生于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的孩子，因为父母婚姻破裂，被送到母亲的亲戚家抚养。直到1932年，他搬到纽约市与母亲及继父同住。
早慧的卡波特在纽约的生活是孤独的，随身携带字典和笔记本，投身于孜孜不倦的写作之中。他回忆起早年的生活，说道：
“我大概十一岁的时候就开始认真地写作了。我说‘认真’，是指和其他孩子一样，回家后会拉小提琴、弹钢琴什么的，我每天放学回家后都会写三个小时左右。我对此非常着迷。” 杜鲁门·卡波特
| 年轻时的卡波特
从此来看，《蒂凡尼的早餐》原著中的“我”很大程度上是卡波特早期自身形象的投射。内向、敏感、有些阴郁地住在公寓中，不喜欢参加热闹的聚会，也不善于周旋于各型各色的陌生人中。
如今人们已经很难从只言片语中编织出这位孤独作家的过往，却可以通过他的观察看见霍莉的生活。
霍莉的初登场，是带着小孩气的样子。
她刚刚还在楼梯上，现在到了楼梯平台。走廊的灯光照在她杂色的男孩子样式的头发上，映射出一条条茶色，还有一绺绺亚麻金和黄色。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即将入夏，而她穿着一条凉爽的黑色修身连衣裙，踩着黑色凉鞋，戴着一串珍珠贴颈项链。她的身材像时下流行的那般纤瘦，整个人却散发着如同早餐麦片一样的健康气息，一种香皂和柠檬的清新感，脸颊上泛着质朴的粉红色。她的嘴巴宽大，鼻子上翘。一副墨镜遮住了她的眼睛。那是一张比童年时期更成熟的脸庞，但还不完全属于一个女人。我猜她大概在十六岁到三十岁之间；后来我知道，她还差两个月满十九岁。 《蒂凡尼的早餐》，作者杜鲁门·卡波特
“我”眼中的霍莉，总是带有一种朝气和灵巧，和“我”的沉默和内敛恰好形成对比。正是本性中大开大合的炙热情感，让霍莉半夜顺着防火梯爬进了“我”的家中，闯入了“我”所享受的孤单日子。
霍莉一上来就把“我”比作她的哥哥弗雷德，并借着这个话题拉着“我”谈天论地、东扯西拽。虽然两人观点并不相通，但却有一种奇妙的默契感和熟悉感。最后她很直接地爬上了“我”的床，和“我”同眠，“我”根本睡不着但却默许了她的行为，用一种安静的方式陪伴着她。
在众人眼中，这无疑是一场爱情邂逅的开始。但细心的读者却能在文本中发现，霍莉和“我”之间并无情欲和性欲的混杂，而是两个在大都市中努力生存的灵魂之间通过偶然相遇、相互缠绕而产生的近乎纯粹的爱。
这种爱到底是什么？电影给出了一个主流的标准答案：浪漫爱情。
这个答案太过于讨喜了。在流行文化发展过程中，浪漫爱情作为一个高尚、伟大的符号不断被强调和抬升，吞并了亲密关系其他的可能性。这种符号化的浪漫爱情通过电影的每一帧画面、每一段对白渗入观众的想象，把亲密关系的蓝图画得狭窄而单一。
久而久之，无论是从银幕上还是从书本上，我们倾向于把发生亲密举止和深厚感情的男男女女粗暴地总结为爱侣。那些同样深刻的关系——友谊、亲情和其他混乱却同样美丽的情感——全都被挤到了画面之外，变成了不重要的“背景噪音”。
“我”和霍莉的爱，是混杂着友情、亲情和在大都市抱团取暖相依为命的依赖的化合物。她是孤僻的“我”的一道阳光，照亮了我与外界连结的路；“我”是她可以暂时停靠的港湾，默默承受着她最本真一面的脆弱。
“我”对她的关注和微妙的占有欲贯穿着全书，欲望是这本书的一大命题，而随着小说一点点揭露出霍莉的身世，读者会看到她天真散漫的性格之下的悲怆底色和欲望的来源。
十岁双亲亡故，和哥哥一起流浪，食不果腹。在偷东西时被一名马医抓住，并在十三岁成为他的妻子。后来出走纽约，成为一个小艺人和社交名媛，靠和不同男人的交往生存。
这就是露拉美·巴恩斯的故事，没错，霍莉只是这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姑娘编造出的身份。
层层谎言构筑起她的生活，让她能够从一无所有到在大都市中拥有一席之地。霍莉的公寓是她的基地和生活的全部，但却缺乏家的气息，如“刚搬进来”那般空白。霍莉不肯给自己的小窝置办家具，留下个人的生活气息，甚至不愿意给收养的流浪猫取一个名字。
她在漂泊，不愿认为此处是自己的归宿。
是她的欲望，驱使她通过社交结识“上层”的男子，最终通过婚姻过上梦想中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可以在沿途牺牲一些、编造一些自我。
在《蒂凡尼的早餐》中，霍莉·戈莱特利的欲望同样充满矛盾和张力。蒂凡尼闪耀的珠宝橱窗，是她内心理想与安全感的象征，她渴望通过婚姻进入上流社会，追求稳定和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享受自由和漂泊的未知感。
她曾对来寻找她的丈夫说：
“永远不要爱上一个野性难驯的东西，贝尔先生...你不能对这些有野性的动物付出真心：你付出的越多，它们就会变得越强壮。直到它们足够强大，跑回森林里去，或是飞上大树，接着又是更高的大树，然后就飞上天空。贝尔先生，如果你爱上了有野性的东西，这就是你的下场，最后你只能仰望天空。” 《蒂凡尼的早餐》，作者杜鲁门·卡波特
作者借着角色之口所说的这句话，明示了所有人——霍莉从骨子里具有一种野性，这种野性让她具有了一往无前、冲破一切的欲望。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享受，她可以想到什么就去干什么，毫无心理负担地游走于纽约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勾搭有妇之夫和寻欢的浪子。
霍莉像一只流浪的野猫，奔跑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尽力从人类身上获取一些物质和情感，最终却不属于任何人。她的真诚任性像是在嘲弄大都市的繁文缛节和道德旗帜，却也包含着难得的真情——她用一种无比单纯的爱审视着遇到的人，包括利用自己、觊觎自己的人。
在丈夫走的时候，她虽然坚定地表示自己不会一同归去，但还是热烈地表达着自己的爱；在唯一的亲人阵亡时，她更是悲痛到精神失常。霍莉这个“野东西”并非无情，而是在用一种超越世俗的情感爱着这个世界，这才是让“我”对她又爱又恨的地方。
卡波特在塑造这个角色时倾注了无数心血，他不愿让霍莉成为传统经典中的拜金女、天真无知的少艾、故事的边角料和令人发笑的点缀。他在文字上突破了道德界限，让她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故事绝对的主角，明确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
“我之所以写霍莉，除了真心喜欢她这个人物，更因为她象征着所有那些来到纽约的女孩——像蜉蝣般在阳光下闪耀片刻，便消失无踪。我想从这种无名命运中救出一个姑娘，让她的故事得以永存。” 杜鲁门·卡波特
霍莉并不是卡波特笔下唯一具有如此个性的女性角色。在本书收录的另一篇《夏日十字路口》中，格蕾迪·麦克尼尔的故事也绽放出炙热又别样的光芒——作为贵族老钱和金融新贵结合的产物，格蕾迪一出生便拥有了霍莉想要追求的一切：荣华富贵和从富人区大平层公寓俯瞰纽约众生的视野，但是她的欲望还是难以抑制地生长出来。
在卡波特的文学世界中，爱和欲望的复杂性让故事充满了不确定性，结局也不再是简单的喜剧或悲剧。霍莉走了，可能会找到自己的理想归宿，也可能漂泊一生；格蕾迪毁灭了自己，却也拥有了自由。
回到现实生活，卡波特历经数年创作出《冷血》，成就更上一层，其间大量接触人性的阴暗面也让卡波特染上了酒瘾和毒瘾，并陷入了人际关系的漩涡。他与长期伴侣杰克·邓菲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邓菲希望他戒酒戒毒，而他似乎从未做到。两人不再有肢体上的亲密接触，但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经常在长岛邻居的家中共度时光。
1984年8月25日，卡波特度过了精彩又极具争议的一生，在洛杉矶的家中去世，享年59岁。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卡波特的故事和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交错中，与其纠结于是否要给情感关系贴上标签，期待一个明确的结局，不如专注于享受其中的酸甜苦辣的细节，感受流动的爱欲和生命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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