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9月3日,我们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一时间节点即将到来之际,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联合淄博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推出离休干部“红色故事”系列报道,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深刻铭记这段血泪历史,倍加珍惜如今的和平安宁,积极投身于社会稳定繁荣的大潮中,为实现个人梦想和中国梦贡献力量。
“我生于1929年3月9日。今年97岁(虚岁)了。”时值盛夏,李慎宽家中,声音有些颤抖的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1937年,八岁的我刚开始上学念私塾,四年间辗转了三位先生的课堂。”李慎宽断断续续的求学路,恰是那时战乱年代的缩影。
李慎宽讲述起自己的抗战故事
为父报仇,投身革命
“我十来岁时,日本鬼子来到我们这扫荡,这天下着大雨,中午敌人就进了庄。”时至今日,李慎宽还记得那时的情景,“一进庄,敌人就到处搜找八路,这里搜、那里抢的。就这样过了几小时,敌人打了三发信号弹才集合撤走了。”
也是这次扫荡,李慎宽的父亲被敌人抓住胁迫领路,“他假意带路,领着敌人爬上了那边的一个黄土岭。当敌人爬上黄土岭时,山上的八路军纷纷开火,敌人就此乱了阵脚。这样,我父亲才乘机逃回了家。”
一年之后,形势越发严峻。“村里的群众组织也组织起来了,站岗、放哨要路条。我父亲成为了村里的自卫团团长,我也成为儿童团团长。大家都在学念八路军的书和私塾课本。包括我的大姐二姐还参加了识字班、妇救会。” 全家投身抗战的岁月虽短暂,却在李慎宽心中埋下家国情怀的种子。
1941年秋天,“日本人实行‘三光’政策,我父亲就是在这次大扫荡中被日本鬼子砍了头。”12岁的李慎宽就此失去了父亲,之后一心想要为父报仇。
如何为父报仇?“就是要参加革命!”李慎宽老人这句斩钉截铁的话,穿过时空依然铿锵有力。
两年后,李慎宽成为了八路军学校的学生。“当时,根据地遭日军封锁,恰逢大饥荒,百姓以糠菜、树皮果腹,日子过得太惨了。好在八路军在东牛角村成立了学校,我和同学郑元椿每天去东牛角上学。当时,我是班长,带领学生做体操,替老师管理校内事情等。”
同年夏天,学校被伪军扫荡烧毁,学校宣布解散,李慎宽参加八路军的愿望越发强烈。
“到了1944年,我就跑去参加八路军。当时,人家就说,孩子你不够年龄,太小了。”李慎宽顿了顿,“我就说,给我把枪,我照样能战斗!”就这样,李慎宽加入了民兵联防。
这年秋天,敌人到山王庄扫荡,县大队二连配合民兵阻击敌人,小小年纪的李慎宽也参加了战斗。“二连撤走后,由民兵抵抗,敌人看我们打的枪不是正规军,冲上山头包围了我们。我们一边打一边跳堰,撤退跑回了镇门峪。”
解放淄川城
回忆起战斗场景,李慎宽格外激动,“这帮日寇不是人。他们一进庄就杀人放火,很多村里老百姓的房子毁于一旦。当时,村子里有个老婆子,姓张,每天在村子里为村民们烧香拜佛,也被活活烧死了!”
这残忍的一幕,让15岁的少年李慎宽暗自发誓:“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为乡亲们报仇!”
“后来,我和孙叔贵为躲避敌人,次日才回家。因敌人追赶,昼夜躲避,劳累过度,得了重感冒。当时不仅发起了高烧,嘴里还说起了胡话,接连卧床好几天。”回想起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场景,李慎宽心有余悸。
“到了我15、6岁时,淄川、莱芜及章丘边缘地区的民兵联防组建淄川新独立营,准备大反攻。等到这年7月,队伍到了淄城附近,营部驻扎张家庄,当时,我在营部担任通讯员。”李慎宽讲道。
“8月25日,就接到了命令,地方武装配合鲁中主力三师攻打淄川城。”
“当晚8点开始,一直战斗到第二天凌晨2点,我们活捉匪首,全歼守敌2000余人。这样我们就拿下了淄川城,淄川解放了。我们队伍驻扎西关,到城里搜查残敌和战场时,我还在南门里捡到一个转盘机枪盘和五十发子弹,还有罐头带回了营部。”李慎宽骄傲地向记者比划自己收缴的武器模样。
就这样,少年李慎宽活跃在了对敌一线,扒铁路、断通讯、打游击、反侦察等任务都成为“家常便饭”。
“在1946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破袭任务,像什么打击敌人,扒铁路、割电线等。”这年春季,李慎宽配合县大队到大临池扒铁路,“刚到目的地就被人发觉,打了起来。一时间,队伍被冲散了,我也掉到了铁路的壕沟里。”
由于壕沟很深很长,李慎宽走也走不出去,上也上不去。“外面敌人的枪声非常激烈,对着队伍扫射。我正着急时,有个我们村在县大队当兵的同志,之前一直作战的孙叔贵,听到了我的喊声,他把枪续(放)下去,这样把我拉了上来。”过去了近80年,李慎宽仍然对救命恩人念念不忘,“要不是他,我现在怎么样还真不好说。”
到了冬季,李慎宽接到任务,到大昆仑白塔一带割敌人的电话线。“这次也很惊险。当时,我爬到电线杆上,正砍着电线,不巧被敌人发觉了。敌人就用机枪扫射过来,把我从电线杆上打了下来。当时,子弹‘嗖嗖’作响,我摔在地上是头脑昏迷,躺在电线杆底下,一动不动。其他同志以为我牺牲了,非常着急。”
好在这次,李慎宽的运气仍然不错,再次与死神擦肩。“我趴了一会,逐渐清醒过来,上下摸了摸,身上居然没有受伤,敌人的子弹没打中,我立即跟上队伍撤离了。”李慎宽摊了摊手,“也是这次,我立了中等功,后来还开了大会表彰。”
连续战斗,荣获中等功
“为了鼓励有功人员,当时在甘泉村举办了一个万人大会。会上,领导还表扬了我们,他说‘李慎宽同志在坚持对敌斗争中表现坚决,被评为中等功,披红戴花,奖一条毛巾、一个茶缸子。’这也极大的鼓励了我,立志继续战斗,让咱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日子!”李慎宽说。
“同年秋天,中队到王家庄、小口、大口村一带活动,我和另一名同志跟队伍随行。”在李慎宽老人的记忆中,战斗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有一次,王村的敌人派出一个连的兵力追赶我们,当时打的很激烈,把我们都冲散了,区中队只能边打边向桃花山撤退。更危险的是,还有人受伤行动不便,这下怎么撤离?”在李慎宽的描述中,接下来的战斗更是惊心动魄。
不一会儿,敌人冲到了李慎宽一行人的前边,形成了包围圈。
“再加上敌人在上,我们三人躲在下方,我们反击非常困难。这时,领导想了个法子说,你和小毕(另一名同志)到东边树林里,把敌人引过去,然后我们找机会突围。”李慎宽回忆。
就这样,李慎宽和小毕找好了地形向敌人射击,敌人被吸引过来向他们追击。“我们一边打一边退,成功从包围里绕了出来。敌人看没追上我们,便撤回了王村。”
这样激烈的战斗在李慎宽的回忆中还有很多,他又讲起了自己的剿匪经历。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路上,李慎宽所在的剿匪小分队收到了敌人再次进攻的消息,“上级让我们赶快撤回淄博。回区后,我们和区中队驻扎吕加河村,领导安排我带两名区中队员,到巩家坞南坡村去搜查二八组土匪。”
这次搜查,李慎宽带队活捉了二八组的小头目。“这个小头目有个外号叫‘堂作等’,也是干了不少坏事,我们把他押到宋家庄,由县公安局带走。同时,缴获大盖枪一支,子弹10余发。”
离开淄博,渡江南下
1948年12月,李慎宽的战斗地图“扩大了”。
“领导调我带民夫组成担架队伍,支援咱们部队渡江南下。”因此,李慎宽告别家人,义无反顾加入了当时由淄川、博山两县组成的担架团,“这个团由县委宣传部长任团政委,我被分配到三营任管理员,负责三连的后勤工作。”
和同志们一起工作的李慎宽
到了1949年,20岁的李慎宽跟随队伍前往徐州一带驻防。
“这时,淮海战役结束不久。我们就一路往南,一路南下。过了春节,部队向南挺进,直到安徽省庐江县檀树园村驻防,在此训练准备渡江。”也是在这里,有着5年战斗经验的李慎宽正式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当时是我们营教导员郑德(音)同志,还有一位桑子和(音)同志介绍我入党。”过去了70多年,李慎宽老人还记得自己的两位引路人的名字。在申请书上,李慎宽毫不犹豫地写下九个大字:“为父报仇,解放全中国!”
“4月21日,部队全都开到了江岸,那时只有一个想法,渡江渡江!敌人开了千门大炮冲着我们发射炮弹,那江面上、天空中是一片火海。但是我们不怕牺牲,所有人都英勇战斗在第一线。”回忆起无畏的战友们,李慎宽眼含热泪。
“我记得,那时我和二连长刚上船,敌人打来一飞弹,他倒了下去,就牺牲了。”眼见战友牺牲在自己眼前的李慎宽顾不得悲伤,立刻又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由于第一天敌人火力太猛,他所在队伍没能过江。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又上船发起战斗,刚到江中心,一艘军舰冲过来对我们扫射,有的小船被冲翻,有的小船被敌舰冲飞很远。”就这样不断冲锋、浴血奋战,李慎宽和战友终于渡江上岸,“每天行军120里左右,路上千军万马成几路纵队向南挺进。”
3天后,李慎宽所在的部队经苏州、杭州,过钱塘江大桥赶到南京。“这一路同样是非常艰难,在经过萧山时,刚过大桥,敌人就开来飞机对我们进行轰炸。我们只能暂时驻扎在萧山。”
一路南下追击,李慎宽所在的队伍挺进温州、福州,直到丽水市。“1949年7月,上级发布命令,我们淄博担架团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山东了!还给我们发了一枚渡江胜利纪念章。”
佩戴着奖章的李慎宽旧照
回到家乡的李慎宽未等休整,便接到了一个噩耗,“当时领导就告诉我,我出去战斗时,母亲就得了病了,但她一直不许通知我,现在眼看着‘不行了’,赶快回家看看她吧。”
得知这个消息的李慎宽把行李一抛,连夜返家,“我娘就躺在床上,很瘦也很沧桑,脸色也不好看。我见了赶紧大喊了一声‘娘,我回来了!’这样,我母亲的眼睛也睁开了,有了点精神,几天后,她的病居然也好起来了,慢慢恢复了健康。”
放心不下家人的李慎宽就此扎根淄博,“回到区公所后,到了1950年,我被调到淄川七区任生产助理后任区委支部教员。接到了组织上安排的土改任务。在土改中,还被评为先进个人,动员青年干部到部队去参加抗美援朝。当时我也报了名,后来却没批准。”
“之后在村里当党委书记,在部门上做副主任,我也算投身家乡工作一线37年,这辈子也值了。”李慎宽笑着说。
(大众新闻·鲁中晨报记者 宋明君 通讯员 袁波 尹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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