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为了保家卫国，我国第四野战军的38军、39军、40军和42军共同构成了进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梯队。

经过残酷的5次战役，将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打回了38线。

到了第二年5月，毛主席将这4个军的军长召回北京，亲自听他们汇报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毛主席还给4位军长每人发了200万元旧币，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些为人民出生入死的解放军将领的深情厚意。

朝鲜战争爆发我军被迫保家卫国，原东野四个军成为了前三次战役的主角

由于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紧密相连且气候相近，1950年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都是原东北野战军部队，这也是理所应当。

由原第一纵队改编的38军、第二纵队改编的39军、第三纵队改编的40军都是原东北野战军主力，由原第五纵队改编的42军则完全占了地利上的便宜。

虽然38军因“万岁军”的荣誉而家喻户晓，但39军和40军同样有着辉煌的军史。38军可以追溯到抗战爆发后由红三军团改编的八路军115师686团。

抗战胜利后，该部发展为山东军区第一师，进入东北后改编成为了东野第一纵队第一师。

抗战时期，红十五军团一部发展成为山东军区第二师，后进军东北成为了第一纵队第二师。

同时原东北军名将万毅所部改编的东北挺进纵队进入东北，其一部发展成为了第一纵队的第三师。当年的一纵可以说是东野最后的王牌，辽沈战役打响后都被林彪视作应对不测的总预备队。

而东野第二纵队下辖的三个师都是抗战胜利后由新四军主力第三师发展而来的。

辽沈战役中第二纵队是进攻锦州的主力，入关后又在解放天津中又立战功。

东野第三纵队的三个师，则分别由山东军区主力第3师、冀热辽地方部队和山东地方部队改编而来，在辽沈战役中其第7师20团攻下了敌锦州城外要塞配水池，一支小部队又在胡家窝棚打掉了敌廖耀湘兵团指挥部建立奇功。

可以说，东北野战军成立时就有的这三个纵队不但有着悠久的军史，而且其人员素质和装备水平在当时我军中都是佼佼者。

而原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诞生的时间最晚，其3个师的前身还都是辽东军区的独立师，所以很长时间里都不被上级看好。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改编，东野这4个纵队分别更名为第四野战军的38军、39军、40军和42军。

之后前3个主力军在13兵团建制内从平津一路打到两广，40军还参加了海南岛战役，而42军却被调回东北哈尔滨地区，并在1950年2月接到原地集体转业的命令。

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42军竟然成了东北军区唯一的主力部队。面对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扑向鸭绿江的危局，中央军委一面命令42军重新集结开赴丹东，一面命令13兵团所属3个军紧急北上。

当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后，1950年10月16日，由军长吴瑞林指挥的42军首先跨过了鸭绿江[1]。

3天后38军、39军和40军也浩浩荡荡通过鸭绿江，并迅速在朝鲜北部迎击北犯之敌。

10月25日，40军118师首先在温岭地区同韩军第6师遭遇，一战歼敌3个营和部分炮兵。

温岭之战没能让“联合国军”认识到我军已经进入朝鲜，6天后39军第一次在云山地区同美军交战并歼敌1800多人，才让狂妄的美军认识到他们不可能在圣诞节前回家了[2]。

与此同时，42军用仅有两个师的兵力在黄草岭和烟台峰挡住了装备精良的美第10军进行了半个月的疯狂进攻。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38军113师只用14个小时就走了72.5千米山路，成功在三所里附近堵住了敌第八集团军的退路。

随后39军和40军也全力发动对敌主力的围歼，迫使敌人一路狂退200多公里，39军116师率先收复平壤。

而第三次战役打响之后，39军和50军一起攻入了汉城。可以说到这时，原东北野战军的4个军不依靠兄弟部队就已经奠定了朝鲜战争最后的战线。

毛主席亲自命令4个军长回国汇报，每人发200万旧币作为浴血卫国的奖励

但强大的敌人也不会一直被动挨打，第三次战役后李奇微成为了“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

之后在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中，我军虽然突破了37线，却遭遇了敌军有计划的防守反击。

幸好我38军、39军和40军作为精锐部队历经苦战，最终确保了全军在第五次战役后期回到了预定阵地。而第42军虽然没有参加第五次战役初期的战斗，却在战役后期掩护了志愿军总部安然撤退。

坐镇北京的毛主席，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的变化。从决定抗美援朝之初，他就特别留意 38军、39军、40军和42军的往来电报。当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战场形势暂时稳定了下来。

毛主席决定让志愿军司令彭德怀与38军军长梁兴初、39军军长温玉成、40军军长吴信泉和42军军长吴瑞林到北京亲自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

毕竟这么长时间他们已经把敌军的特点基本上都摸清楚了，而且对志愿军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也最有发言权。

经过了大半年的连续血战，4个军的军长也的确疲惫不堪，尤其是吴瑞林在第三次战役突破汉江时，是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

接到命令后，4个人马上安排好一切，与彭德怀分别乘坐火车回国。到了北京，他们被安排入住北京饭店休息，按计划，毛主席不但要与他们4个人面谈，还允许他们的妻儿一起参加会见。

然而第二天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告诉四位军长，毛主席每天的事太多，只能让他们几天之后再做汇报。

午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代表周总理和朱老总来看望老战友，并且从包里拿出了厚厚一摞的第一套人民币。

当时我军还在实行按职务区分的供给制，4个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民币，一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涛却笑着对4位军长说：“这800万是毛主席特批给4位军长的营养费，并没有算在全军的军费里。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平分之后可以自由支配。”

也就是说为了奖励这4位在朝鲜战场劳苦功高的军长，毛主席特批每人200万元人民币作奖金。大家都会好奇，放在今天这是一笔什么样的巨款呢？许多人会认为随着物价上涨，建国后几十年来人民币一直在贬值。

但事实上蒋介石当局在1948年滥发纸币造成了极度的经济混乱，人民政府接收国统区后也只能忍受物价飞涨。

1948年开始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很快出现了贬值，开国大典前毛主席吃一顿羊肉泡馍就花了3500元，以至于1955年发行第2套人民币时，不得不按1比1万的比例兑换第一套人民币。

也就是说每名军长拿到的200万旧币，只相当于后来的200元人民币。1955年我军评定军衔后第一次制定了工资级别，其中行政11级、正师级大校的月工资就是200元。

而在50年代每斤猪肉的价钱约在0.3至0.7元，一元钱大约能买7斤大米。因此每名军长拿到的个人补助按不同口径计算，约为今天的200至500元人民币。

虽然也不算太少，但想一想国民党军队的军长动辄能拿几千银元的好处，这200万元的“巨款”，实在是委屈了这些我军高级将领。

4位军长颤抖着双手接受了这笔钱，但他们更加急切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5月31日他们请求邓华向毛主席通报，邓华却说他已经把需要汇报的问题都报告完了。

4位军长一时非常沮丧，又懊恼这次北京之行是白来了，幸好中央很快又发来通知，毛主席要在第二天亲自接见他们。

毛主席和4位军长亲切交谈了解前线情况，大家在小院里共进午餐非常开心

6月1日，4位军长匆匆吃完早饭，怀着激动的心情和邓华一起来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小院，毛主席在办公室里与4位军长一握手，并请他们坐下慢慢细谈。

在这4位军长中，梁兴初可以说是毛主席的老相识，而且在长征中也正是梁兴初在哈达铺找到了陕北有红军的敌军报纸，才让毛主席决定将红军的最后落脚点选在陕北[3]。

但邓华向毛主席介绍梁兴初时，毛主席居然说：“我早就认识梁兴初，他是我军第一个骑兵团长。”梁兴初听完却不好意思了，赶紧纠正主席：“我当时可不是骑兵团长，是骑兵营长”。

大家一听都笑了出来，毛主席却幽默地说：“反正当时才100多匹马，什么团长、营长的，我看就是连长也差不多。”

随即毛主席又亲切地问候起吴瑞林：“听说你在指挥渡汉江的时候吐血了，现在身体怎么样？”

吴瑞林听到主席居然关心起他的身体，急忙站起来说没什么大碍。

他跟众人解释道：“其实我当时只是过于劳累，没想到竟会导致旧伤复发，可当时战场形势非常紧张，所以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后来彭总亲自派来了医生，现在已经无碍了。”

毛主席又问吴瑞林：“志愿军几十万人马跨过鸭绿江，敌人不可能不察觉，你们可算是全军的尖刀部队，当初是怎么做到秘密入朝呢？”

吴瑞林说：“我们在铁路路基上铺设木板，让汽车在夜间可以快速通过。同时又秘密修建了几座水下桥，白天敌人出动多少飞机也发现不了”。

其他3位军长都赞许地点了点头，承认吴瑞林为全军跨过鸭绿江做出了特殊贡献。

毛主席又和几位军长聊了一些战场上的英雄事迹，比如38军的一个连就在松骨峰挡住了敌军主力，42军在防守黄草岭时用石头活埋敌坦克。毛主席听取了4位军长总结的作战经验，又问大家现在有什么困难。

梁兴初说现在志愿军的装备还是太差，尤其是重火力和美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毛主席眉头一皱，说向苏联订购的武器装备即将运到朝鲜。

吴瑞林和其它人又说在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志愿军官兵经常饿着肚子同敌人交战，去年冬天缺少棉衣，现在夏装还没有运到一线，毛主席听完心情沉重，说国家会用一切办法保障战士们吃饭穿衣。

眼看到了中午时分，毛主席提议大家一起共进午餐，由于天气已经比较炎热，毛主席命人把饭桌搬到院子中的大树下面。

四位军长从来没有想过毛主席能亲自请他们吃饭，纷纷受宠若惊地在毛主席左右坐好。

很快厨房送过来4个菜和一大碗汤，邓华看到每道菜都放了好多辣椒，不禁心想：“幸亏四位军长分别来自湖南、江西和四川，都和毛主席一样无辣不欢”。

毛主席亲切地为4位军长分别夹菜，尽管肉不多但大家都吃得很香。这四位军长习惯了粗茶淡饭，毛主席请的这顿饭足以让他们长久回忆。

注重调查是毛主席的工作经验，了解前线情况才促使国内全力支持我军胜利

吃完毛主席的饭后，四位军长很快又重新赶回朝鲜，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指挥部队。

而彭德怀在中央有关会议上，声情并茂地介绍了朝鲜战场我军战士的英雄事迹，以及由于缺少后勤物资导致的严重非战斗减员。

而毛主席在同4位军长吃饭时了解到了更多细节，故而全力支持彭德怀的请求，让许多部门负责人立下全力保障志愿军后勤的军令状。

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我后方人员和志愿军后勤官兵克服了巨大困难。终于给前线部队修筑了打不垮、炸不烂的后勤交通线，彭德怀后来都说：抗美援朝的胜利，后勤的功劳要占一半。

而毛主席之所以会请4位军长吃饭，除了基于几十年的革命战友之情，也体现了他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工作精神。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提出“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

他在1926年深入湖南乡村，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以此深刻剖析中国社会，得出可以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结论。

而他领导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利后，又及时从前线官兵那里得知敌人拥有很大的优势，这才果断决定放弃中央的原定计划，带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

之后虽然毛主席很少有机会亲临一线，但他养成了利用任何时机同大家谈话的习惯。

抗战爆发后记者访问延安的卫立煌等国军要员时就惊讶地发现，毛主席在外出时，即使碰上一个农民都会随便聊几句家常，而当有前线指挥员回到延安时，毛主席总会抽出时间亲自了解前线情况。

而这一次毛主席坐镇北京，同样不满足于只听志愿军司令部发回的战情通报。

既然只有这4位军长能暂时脱离一线到北京，毛主席自然要了解更多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报告中被忽略的细节。

而中外历史都证明，一个好的统帅，总是会在细节中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人民军队能有这样了不起的伟大统帅和梁兴初这样为人民舍生忘死的战将，自然能够战胜一切国内外强大敌人。

参考资料

[1]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7年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 1927-1996》，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任桂兰，李宗儒 · 统领万岁军-梁兴初将军的戎马生涯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2004年：54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