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后始皇帝面临着怎样的千古难题|分封制|大一统|嬴政|秦国|秦朝|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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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自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起，历经7代君主，在135年的岁月里，共计参与大战65次，其中全胜58次，斩首敌军150万，攻克城池147座。至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灭掉六国，完成一统天下的壮举。然而，对于华夏一统而言，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此时的中国，恰似一堆矿石，等待着熔铸为一个紧密的整体。

古往今来，皆是如此，武力征伐上的胜利往往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个王朝建立初期的几十年，堪称是决定其命运走向的关键阶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短短数十年间，王朝所做出的决策、推行的政策、形成的治理体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秦帝国郡县

统一天下的喜悦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烈的不安笼罩在嬴政头上。天下统一后，秦国摇身一变成为秦帝国，实现了从诸侯到帝国的重大身份转变。秦，首次拥有了无比辽阔的疆域，秦统一之前不足十个郡，统一后迅速扩张到三十六个郡，北击匈奴和南征百越后扩大到四十八个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群体，皆纳入其统治范畴。如何对如此庞大且复杂的国家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嬴政统一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先秦时代，尚无任何王朝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域上实现有效统治。与之相似，新中国成立时，也曾面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但彼时邻国前苏联已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历经数十年探索，并形成了成功模式，可供我们参考借鉴。然而，秦始皇却无先例可循，一切皆需从零开始。天下初定，秦始皇心中尚未构建起一套治理新国家的方案，于是决定召开一场宫廷会议，会议主题便是探讨未来国家应实行何种统治制度。

嬴政召开宫廷会议

丞相王绾进言提议，应效仿周王朝往昔所推行的分封制，将嬴政的子嗣以及有功之臣分封至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使之成为诸侯，借此来巩固秦王朝的统治根基。自西周开始，地方行政制度一直采用封建制，由诸侯协助周天子治理天下。

廷尉李斯在听闻王绾的提议之后，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地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段漫长而混乱的岁月，诸侯之间纷争不断，彼此攻伐，相互之间视若仇敌，战火纷飞，民不聊生。而身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根本无力禁止。

李斯认为分封诸侯必将重蹈春秋战国的覆辙，导致天下再次陷入混乱与纷争。而秦国本土长期行之有效的郡县制，则能够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使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从而避免地方势力的过度膨胀。最终，秦始皇在权衡利弊之后，被李斯的远见卓识所打动，毅然决然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

秦始皇做出这一决定，着实是顶着巨大压力的。先秦时代历经数千年，一直实行分封制，从上层贵族、中间士人到下层民众，都已习惯了这种制度，习惯了各个诸侯国的存在。要突然适应一种全新的制度与管理方式，着实困难重重。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这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平民社会的开启。过去贵族社会中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被消除，平民不再无端遭受贵族剥削，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尽管这对下层民众有利，但有利并不等同于支持。人在长期麻木的环境中，会逐渐合理化自身处境，恰似鲁迅笔下描绘的当时中国人的麻木状态。

中上层贵族和士人则大多期望恢复分封制。尤其是在秦灭六国过程中崛起的军功贵族，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享有极大的自主权，涵盖税收、募兵、立法，甚至对封地人员握有生杀大权。对于士人而言，分封制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与“人身自由度”。若在国君处仕途不顺，他们便可前往某个贵族封地，谋求新的职业发展，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然而，这对士人而言的“退路”，却意味着国家发展之路的阻塞。

秦始皇

由此可见，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难度之大。在秦始皇之前，大一统只是一个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理想，而如今已成为现实。面对如此广袤庞大的国家的组织管理，过去的制度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迫切需求。过去的治理方式在如今这个大一统的国家面前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大秦基业能够万世传承，为了避免重蹈周王朝四分五裂的覆辙，分封制必然要被历史淘汰。

郡县制的诞生，标志着古代中国社会迈入一个全新阶段——官僚社会。它摒弃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管理模式，转而通过选拔官僚来治理国家。皇权的力量借助郡、县、乡这三级行政架构，得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此基础上，中央集权制应运而生。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相结合，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行政管理的基本框架。

自秦之后，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秦始皇实现了这一目标，并奠定了治国框架。后世有了可借鉴的榜样，皆努力朝着大一统的目标奋进。他们在治理国家时，借鉴秦始皇的治国方略，不断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时代的变迁，使得大一统的理念在中华大地上深深扎根，并得以传承和发展。

反观欧洲，情况则截然不同。贵族制度、民族问题、神权问题等诸多纷繁复杂的因素，如同重重枷锁，困扰了欧洲长达千余年之久。贵族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争斗不休，使得国家的权力分散；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难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神权在某些时期甚至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对国家的政治决策产生了诸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