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有个叫郭英森的人，上了一档叫做《非你莫属》的电视求职节目。在该节目中，求职者要使尽浑身解数打动现场嘉宾与招聘团，以期为自己四处碰壁的求职路画上句号。
郭英森也不例外，他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声称自己带来了几个有实力争夺诺贝尔奖的新理论与新发现，依靠他的这些创见可以造出不需要轮子的悬浮汽车，人的生命也能无限延长，变成“活神仙”。
他所谓的新理论与新发现，即使放在当年那个民科横行的年代，也显得太过妄想，因此除了演员孙浩等三个人支持他，其他人都不认可，尤其是方舟子，直言说“他虽介绍自己是初中学历，但初中可能都没学好。”
彼时，这件事并未引起多少波澜，网友们给郭英森起了个“诺贝尔哥”外号之后，关注点很快就转移了。直到2016年美国LIGO团队公布他们探测到了引力波，郭英森5年前的遭遇才又在互联网上沉渣泛起。
引力波的发现堪称当代物理学的里程碑，意义极其重大，是必然能拿诺奖的，而恰巧郭英森当年在节目中介绍自己的理论时就提到了引力波，因此他被很多不明所以的网民誉为“首次预言了引力波的人”。
随着一篇名为《5年前节目中他首提引力波，遭嘉宾嘲讽，如今他们都欠他一个道歉》的文章爆火，互联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道歉运动”。参与者认为，正是由于节目组对郭英森的嘲讽与打压，才致使中国错失了一个诺奖成果，他们应该道歉。尽管有不少媒体与专家公开澄清，但也于事无补。
郭英森的事迹在很多人看来是荒谬至极的。因为只要学过基本的牛顿力学，都不会相信郭英森的胡言乱语；只要逻辑过关，都不会认为一个初中学历的人能懂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只要动动手指检索一下，就能知道引力波早在100多年前就被爱因斯坦通过广义相对论预言了。
但问题就在这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还记得牛顿力学，并不是所有人都逻辑过关，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动力了解真相。换言之，一部分人以为的“常识”，并不是人人都具备。因此，很多人不仅相信郭英森，还很欣赏他的钻研精神与治学态度，要赞助他的研究，甚至有人认为爱因斯坦不也是民科嘛，中国工人不比瑞典职员差。
事后，有人忧心忡忡的表示，“现在都2016年了，反智土壤依旧肥沃，从水变油、气功热、全息生物学到郭英森。都说国民科学素养稳步提高，但实在没看出什么进步。”
这种担忧自然合理，但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反而才是社会常态。因为有限的精力不允许我们具备所有的“常识”，在一个由复杂系统组成的世界中，普通人的认知实际上跟文盲也没多大差别，也正因此，我们才愿汲取知识来解释这个世界，无论是道听途说、读自媒体文章还是看短视频。而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差异，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产生。
当你惊讶于别人连引力波都不知道的时候，别人可能也会因为你看不透美国的阴谋而感到错愕。认知一旦出现差异，类似“诺贝尔哥”事件中的争议就无法避免了。支持他的人认为“高手在民间”，比如演员孙浩，他觉得诺奖获得者的理论他们不懂，郭英森的理论他们也不懂，既然都不懂，那就应该像相信前者一样相信后者。而反对他的人认为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比如方舟子，他说普通人确实不懂，但物理学家懂，言外之意就是，郭英森应该把自己的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去接受物理学界的检验，而不是来这个节目。
说到底，“诺贝尔哥”事件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争议，反映出的本质是：当人与人的认知差异越来越大、个人情感与信仰取代客观事实左右舆论方向时，我们究竟该相信什么？当我们无法像吃一口苹果就知道酸甜、尝一口菜肴就知道咸淡那样，亲自验证外部事物的真伪时，怎么确保获取的知识是可靠的？
我的答案当然是相信主流学界的共识，至少在科学问题上是这样。什么是“主流学界的共识”？通俗的理解是：在某个学科或研究问题上，绝大多数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基于成熟的方法论，达成的一致性判断。
了解这些“共识”的渠道有很多，比如WHO、IPCC这样的国际机构；CDC、英国皇家学会这样的国家机构；Cochrane图书馆、PubMed这样的学术出版与数据库；AHA（美国心脏协会）、中国天文学会这样的专业委员会。当然，大学教材、行业标准、百科条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相反，随意采信自媒体文章、短视频的内容，就很容易受骗。比如短视频可能会告诉你，隔夜菜有亚硝酸盐，吃了会中毒，严谨些的还会告诉你，食物中的亚硝酸盐是蔬菜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在细菌硝酸还原酶的作用下产生的。
但它不会告诉你，其实关键不在于“隔不隔夜”，而是“放在什么温度、放了多久、是否被污染”。实际上，香港食环署、南昌大学以及欧盟食品安全局的相关研究都表明，熟食只要及时密封放入冰箱冷藏，12—24小时内亚硝酸盐不会明显增加，健康风险可以忽略不计，更别说中毒了（加工肉制品除外）。
伪史论也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其中最广为人知的结论，就是认为亚里士多德并不存在，因为“西方文献里没有这个人”“做羊皮纸的羊羔不够用”“莎草纸太贵根本用不起”等等。
这一套对文化民族主义者而言，很有说服力，哪怕是反对者也很难证伪，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也没有渠道、没有精力去翻看海量西方文献查证真伪，甚至连这套说辞的发明者都没有去做这些功课，否则就不会把一篇序言当成宝，还故意把其中的“拉丁语文献”歪曲成“西方文献”，也不会想当然的以为亚里士多德是用羊皮纸写作、羊皮纸一定是用羔羊做的、莎草纸是什么奢侈品了。
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是主流学术界的共识，这种共识不是因为要凸显民族优越性、构建西方文化自信而创造的，而是以主流历史方法论为基础，结合了考古学、地层学、古典学、纸草学、文献学、成像与分析科学等众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从师承体系、古代传记与外部引用、早期纸草与手稿的文本传承，到吕克昂学园的考古证据，形成了一个稳固的证据网络，足以证明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是真实存在的。
有人可能会说，相信学界共识就是迷信权威。当然不是，相信学界共识表面上是相信圈子里的学者们，实际上是相信主流方法论。爱因斯坦够权威吧？既是宏观物理开天辟地的宗师，又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但他对量子力学的质疑声却没有成为主流，尤其是1930年代之后，基本成了边缘观点。为什么中国人以前普遍对通报内容笃信不疑，而现在却疑神疑鬼？是因为发通报的人换了吗？不，是他们没有践行公认的方法论。
换句话说，权威只能增加可信度，但不等于可信度。一旦脱离了主流方法论，即使再有名的学者，其研究成果也是非常可疑的。
比如在人类学领域，尽管分子遗传学的证据已经十分确凿的告诉我们，人类的祖先就是起源于非洲，但仍有一些人类学家攥着多地起源说不撒手，誓要证明中国人的祖先就是在中国出土的直立人。像这样的研究，可信度就非常低。至于那些连专业背景都不具备的野生学者，他们的东西即使不看具体内容，也知道不会比地摊文学高明多少。
纵观历史，“学界共识”无疑在知识、技术与制度层面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虽然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非绝对正确，但却是相对来说最可靠的，这一点从伽利略、牛顿至今的400年间，已被无数事实证明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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