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受西方思潮影响，各类社会组织团体蓬勃兴起。1913年，四川省召开了全省佛教徒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四川支部”，选举成都文殊院时任方丈德风法师为会长，会址设在文殊院。

成都文殊院

文殊院宸经宝楼历史照片

1924年改称“四川省佛教会”。抗日救亡时期中，文殊院僧众始终坚定爱国爱教、护持国土的信念，积极组织抗战宣传、护国法会、医疗救护、献机献金等活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太虚大师莅蓉弘法各界人士欢迎摄影纪念

一、抗战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0月10日，四川省佛教会组成“四川省佛教会反日宣传会”，由广文法师结队参加国庆讨日运动，向民众散发反日宣言传单。空林佛学院全体学生六十余人亦组成佛学救国演讲团参加反日宣传会和反日游行，佛学院学生心体、圆智、灯旭、灯妙等分头在祠堂街、西御街、春熙路等街头发表抗日演讲，听众数百人，民众皆谓佛教徒爱国热忱不亚于普通人。

同年11月，文殊院空林佛学院成立“空林佛学院学僧反日会”，发表《成都空林佛学院反日宣言》和《成都文殊院初级佛学苑反日宣言书》，强烈抗议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并倡导民众抵制日货，反抗日本侵略暴行。

1944年10月15日，“成都民主青年协会”在北门文殊院内成立，该组织领导了抗议国民党镇压青年学生的“市中事件”的斗争和输送共产党员到解放区的活动。11月5日，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和带动下，成都市各大学校进步青年代表在文殊院召开座谈会，决定以《青年园地》半月刊为“民协”的机关刊物。“民协”成立后，成了中共地下党在成都学生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和发动成都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

二、护国法会

1932年3月23日-5月10日，由四川省佛教会发起，文殊院启建护国法会，由禅安和尚主法。禅安和尚宣读《护国法会开坛疏文》。建立道场四十九日，念诵仁王护国各经咒，超荐死难军民。在这场护国法会上，指出了佛教应对国难的方法：一是发心忏悔、勇于纠错；二是持诵仁王护国经咒；三是禁屠；四是发愿。法会还特别印发了通告、告民众书及护国仁王经咒等数万张，分别张贴普送。

1932年11月28日-12月4日，由四川省佛教会发起，文殊院启建荐亡法会，超度兵灾死难者。

1933年2月25日，文殊院启建水陆道场法会，超度兵灾死难者。

1933年冬月初一至初七，禅安法师、本智法师、昌圆法师等与文殊院住持道悟和尚在文殊院举办追荐兵灾死难军民法会，悼念超度对日战争中的阵亡军民。

1935年4月13日，文殊院启建观音法会，由文殊院住持道悟法师主法，祈求消灾弭兵。

1937年12月16日-1938年1月9日，成都文殊院开坛举办大规模护国息灾法会，由道悟法师等发起，能海法师主法，历时35天，超度抗战死难军民。

1938年7月6日至7月8日，文殊院佛如和尚举行为期三天的“七七纪念”追悼活动，数百僧众参与，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1940年4月8日-4月21日，由川康军政要员发起，文殊院启建护国法会，由章嘉活佛、昌圆法师共同主法，护国息灾。

1941年3月5日-3月18日，由四川省佛教会发起，文殊院启建护国法会，由章嘉活佛、昌圆法师共同主法，护国息灾。

1942年4月9日-4月19日，由四川省佛教会发起，文殊院启建护国法会，由章嘉活佛、昌圆法师共同主法，护国息灾。

民国成都佛教利世法会一览表（局部）

三、医疗救护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四川省抗战后援会成都市僧伽支会在四川佛教会的组织下成立，会址设在文殊院内，文殊院法光和尚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文殊院众人跟随后援会，为抗战出力尽责，参与到筹措资金物件、社会捐赠、救死扶伤等众多活动中。

1939年6月起，日军对成都进行大轰炸，期间文殊院僧众组织救护队救死扶伤。

四川省佛教会第一期僧伽救护训练班教职员摄影

1943年，成都市防护团僧伽救护队正式成立，办事处设在文殊院内。训练班秉承佛教大乘无畏救世精神，训练内容有救护、防空、防毒等，以准备非常时期之相应社会服务。

四、献机献金

1941年，川内佛教界发起“佛徒号”飞机献机捐款运动，在文殊院设立募款委员会，推举道悟法师等为募款委员，文殊院等川内寺院积极参与募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为响应政府提出的为抗战献金的提议，1944年1月15日在尧光寺召开了四川省理监事联席会议，文殊院捐献法币10440元，出席的其他寺院、僧众及居士各有捐款，共得法币44090元，所有捐款当日汇缴中央银行用于抗战。同年夏，二十二集团军经整编后的所属部队再次回川募兵时，文殊院僧众将禅房和打坐的蒲团棕垫拆下为前线改做蓑衣，所有僧众就寝或打坐时都改用谷草坐垫，并请来一些居士打棕草鞋送往部队。

编者评语

抗战时期以文殊院为代表的四川佛教界所开展的爱国救亡运动，既追悼死难将士同胞，又号召民众捐资捐物，鼓励人们化悲痛为力量，从中可以看到佛教凝聚人心、化解戾气的重要作用。

传统佛教通过这些活动更深地嵌入了国家和社会的运作之中，从而真正成为了一种社会安宁和平必不可少的因素。民国佛教界从清修自度而走向服务社会，经历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展现了大乘佛教救世利生的实践宗旨，对于今天佛教界乃至宗教界坚持中国化发展方向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吴华《民国成都佛教研究》

来源|成都市佛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