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8日，五十名战犯获得特赦，第二批特赦的这五十名战犯，除了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沈醉、董益三等将军将领和将军级特务之外，还有五个身份比较特殊人人物，其中有一个是溥仪的弟弟溥杰，另一个就是曾任伪满黑河省省长、产业部畜产司长、兴农部农政司长、协和会指导部长、滨江省省长的王子衡。

第一批特赦的溥仪等人三人，第二批特赦的溥杰等五人，都不是出自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时除了北京功德林，还有辽宁抚顺、山东济南、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重庆等地也设有战犯管理所，爱新觉罗家这对兄弟和王子衡那一类人，就一直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作为跟日伪打交道极多的“伪满省长”，王子衡对当年的“日本开拓团”极为了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中有王子衡所写《伪满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册》、《日寇在伪满进行掠夺的三光政策》：“我在这里所要写的，不是日寇侵占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军事镇压上实行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而是在经济上人力上实行的抢光、刮光、搜光的三光政策。我曾历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秘书、伪产业部、农业部各司长及伪省长等职，既参与三光政策的制定，又从事三光政策的执行。（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王子衡回忆文章）”

当年日寇在东北不但丧心病狂地实行这两个三光政策，还有蚕食东北的“开拓团计划”：只要二十年，东北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新家，塞进五百万日本人后，原有的三千六百万就会被赶走或饿死、冻死、杀死。

据日寇和伪满在1936年的统计，当年东北的中国人是男子一千九百万，女子一千七百万，可耕地四千万顷，年产大豆二百五十万吨、小麦二百万吨、稻谷七十万吨、小米一百万吨、高粱八百万吨，玉米五百万吨，此外还出产若干杂粮豆类，另有马四百万匹、牛三百万头、羊三千万头、猪四千万头，煤炭埋藏量三十亿吨、铁四十亿吨。

从日本人的调查统计可以看出东北当年的物产多么丰富：人均耕地超过一公顷，牲畜数量也超过人口，如果没有横征暴敛，粮食均摊每个人足有近千斤——当年那么多人“闯关东”，就是因为东北物产丰富，只要肯出力，吃饱穿暖比其他地区容易。

这样富庶的土地，住在地震频发小岛上的倭寇自然是垂涎三尺，甚至有了“宁肯放弃本土也不放弃东北”之说。

日寇向东北的渗透计划，在张家父子割据东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老张和少张的顾问都是什么人，我们看《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的《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就知道了：“张学良个人还聘用了一个中尉荒木五郎，作模范学生队队长。荒木改用汉名黄木，自称是张学良的干儿子，同土肥原来往密切，日本顾问分成两派：一派是土肥原和荒木,捧张学良；一派是松井七夫等人，捧杨宇霆……菊池武夫（奉天特务机关长，1927年晋升中将）、本庄繁（1931年任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后任日本第十四师团长、第七方面军司令）都成了侵华战争中的首恶，仪我（仪我诚也，时为大尉，后来晋升大佐，并出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作过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今田新太郎作过侵略海南岛的日军参谋长，荒木五郎作过日本天津驻屯军情报员。张家父子用中国人民的汗血喂肥了他们，他们转来噬中国人民。 ”

张家父子能用后来成为甲级战犯的日本人当顾问，不抵抗命令是谁下的、老蒋为何不释放少张去“抗日”，就都不是问题了，咱们还是接着来聊“日本开拓团”。

1937年之后，东北黑土地上冒出了二百多家日本“会社”，每年“获利”六亿银元，几乎从每个东北人头上搜刮走二十元。

广田内阁在1937年制定的“十大政策”之一，就是“向满洲移民二十年，移民一百万户、五百万人口”，并在汉奸大臣的配合下，由“开拓总局”掠夺土地三千万顷——当时东北可耕地是四千万顷，四分之三归了“开拓团”，大部分还是由中国人耕种，但大部分收获都被“开拓团”略走，普通中国人吃大米白面都是“犯罪”：“日寇原计划收地二千万顷（实收三千万顷），生聚教育，二十年内移来五百万人，构成滿洲各民族的核心，变东北为日本領士的一部分。日寇在收地时，是用‘指山买陌’、‘跑马占圈’的野蛮方法进行的。例如看好了一个地区，便指定南自河、北至山、东自沟、西至道以内的土地没收，命令伪县公署召集这一地区的土地所有者拿着地照到县公署交照给钱。地价规定每顷五、六元甚至有五、六角的。即此区区的地价，农民也经常得不到手。”

只拿出连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都不到的“价钱”，就把东北大部分良田强占，甚至有时候一分钱都不给——我们熟悉的那个谢文东（先为抗联后为汉奸），就是因为多年积攒的土地被开拓团强占才揭竿而起的。

据王子衡证实，当年开拓团强占东北土地，居然是老蒋批准的：蒋介石已承认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三原则”，严厉禁止“排日行为”。

日本的开拓团计划逐步推进，甚至连装都懒得装，直接把省长和县长换成了日本人：伪黑河省省长王子衡换成了渡边少将，东宁、绥阳、穆棱、虎林、密山、瑷珲六个县的县长也都换成了日本人。这里顺便说一句：如今大名鼎鼎的方正县，当年属于“三江省”，三江省长是大汉奸芦元善，当时已经准备由省次长（副省长，实际三江省的事情都是他说得算，芦元善只是傀儡）松田芳辅正式接任（笔者查阅资料分析，松田应该在芦元善改任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文教部大臣后当了省长），另外十一个县的日本县长也已有了人选，要不是日本战败，那些省长和县长，就都换成日本人了。

开拓团向东北“移民”数百万人，而东北的中国人据王子衡统计，被杀了九百万人，此消彼长，要是真给他们二十年时间，东北的中国人就真成“少数人口”了。

据伪满“民生部大臣”谷次亨在《所谓“北边振兴计划”的内幕》中揭露：所谓的“开拓团”实际上就是一种屯垦兵，所有的开拓团成员在战时都是兵，平时都是生产者，他们的来源一种是在日本国内退伍不久的或是刚刚退伍的军人，另一种是具有战争和生产能力的青年，至于家属和幼崽，那是后来才从日本本土过来和在东北产下的——至于是跟谁产下，笔者就不敢说了。

不着不敢说的，1963年特赦后的谷次亨说了：“日寇为了把北边地方作为日本人专用的‘大军事基地地区’，就逐渐实行禁止中国人民在这个地区里居住的政策。在这个计划实行的时期里，从这个地带里把散居在各地的中国人民，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塞天气里强迫赶走。仅在虎林、密山、穆棱、绥阳、东宁等五县里，被赶走了的就有四千多户，而且是先把这些人的房屋烧光而后驱逐的，这些人就在一片荒野、盲日前进的途中，冻死的年老人和死的幼儿不下四、五百名。”

开拓团平时役使中国人耕种，战时就拿起武器烧杀掳掠，可以说当时他们就是日寇全面占领东北的基础力量，他们有的跟本地人“通婚”，有的当上了省、县的实际一把手，或者直接当省长、县长，或者以“次长”身份操控汉奸省长县长，在当地出生的倭崽，也享有特权，而且有了充足的食物，身高和相貌也逐渐发生变化，弄得不开口说话，就分不清他们是哪里的人了。

日本战败投降后，那些日本开拓团成员有没有完全遣送回国，时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长、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的文强十分清楚，文强手下的“日本侨俘管理处督察组”中校副组长张瑞，在《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阴谋活动》中揭露，文强对日本战犯十分客气，还经常请高级战犯喝酒吃饭，并亲自用红笔批示释放了很多应该被押上审判台的战犯：“此等人虽属战犯，现在协助我团体进行重要对日工作，宜暂缓捕办。”

文强和张瑞之所以对战犯如此“客气”，是因为日本战败后，很多残兵逃入山林，还有一部分改变身份就地潜伏下来，“开拓团”很多成员知道回到岛上会挨饿，也以各种方式滞留不归，直到最后，文强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日本人留在了东北。

文强不知道的事情，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肯定知道：如果再给日寇二十年时间，东北又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些潜伏下来的日军可开拓团成员，会不会繁衍了很多后代，并以新的面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