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4年十月，雍正接到一份兵部的议奏折子：岳钟琪，“斩决”。雍正思虑再三，改“斩决”为“斩监侯”，罚银七十万两。

如此，已在大牢里吃了两年牢饭，以为必死无疑的岳钟琪活了下来，并在十四年后再次立下盖世大功。

雍正杀人是不手软的，为何对岳钟琪手下留情呢？

岳钟琪的罪，是“用兵不速、用人不当”、“负恩误国”。岳钟琪用兵，素以果决、灵活著称，是怎么摊上这些罪名的呢？

原来，岳钟琪用兵才能深得雍正倚重的。

尤其是雍正登基之初，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作战中，岳钟琪的效率惊人，“仅旬有五日，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

所以，虽然年羹尧是主帅，但雍正认为岳钟琪实际功劳最大，并在解决到年羹尧后，雍正最倚重岳钟琪。

雍正登基的前五年，主要着手解决内部问题，到雍正五年，他开始准备对准噶尔用兵。

当时，朝臣大多反对对准噶尔用兵。认为准噶尔上下团结，正值鼎盛，现在讨伐“天时未至”。

支持用兵的，只有张廷玉和岳钟琪。

雍正深信岳钟琪之能，见岳钟琪也支持，遂任命他为宁远大将军，统领西路军，希望他能像平定青海作战时一样“长驱直入”、速战速决。

作为一个汉人（且非旗人），岳钟琪得以统领满汉兵将，这是史无前例的殊荣，足见雍正对他的期待。

志得意满的岳钟琪或许想不到：这是一次稀里糊涂的作战。

岳钟琪此次进军的时机应当是选得不错的。

因此，噶尔丹策零听闻雍正要用兵，十分惊恐，遂实施“缓兵之计”，遣使向雍正求和，并表示愿送回罗卜藏丹津。

雍正误中“缓兵之计”，下令“进兵之期暂缓一年”，并召傅尔丹、岳钟琪回京商议，改由提督纪成斌、副将军巴赛分管西、北两路大军。

结果···得到可趁之机的噶尔丹策零利用西路军主将离开，防备松懈之机，突袭了科舍图卡伦，劫掠了清军的骆马牲畜。

这次事件，挫败了清军的锐气，也宣告：雍正中计了！

虽然当时岳钟琪已奉诏回京，不在军中，但事情毕竟发生在他的军中，一肚子怒气的雍正开始对岳钟琪不满。

比折损牲畜更糟糕的是：噶尔丹策零的“缓兵之计”得逞，已经作好了应对的准备。

在袭击科舍图卡伦作战中，噶尔丹策零意识到：岳钟琪的西路军汇集了陕川劲兵。遂调整方略：对西路军，准噶尔军以牵制、袭击补给线为主，不作大战，集中兵力与北路军决战。

由此，岳钟琪原本“长驱直入”的策略陷入了泥潭：敌已有备，大军难以急进，在吐鲁番盆地的酷暑中苦不堪言。

噶尔丹策零的骑兵又袭击岳钟琪的粮食运输，使清军粮草、驼马尽失。岳钟琪被迫调整方略，下令就地屯垦，并上奏军机事宜十六条。屯垦、军机十六条，是要转入坚壁防守。

原本力排众议，指望岳钟琪长驱直入、速战速决的雍正气不打一处来，痛斥道：你这些建议，“无一可采之处”！你不是说要长驱直入吗？怎么不长驱直入了呢？

随即，雍正又痛斥岳钟琪筹度无方，先后派伊礼布、石云倬为西路副将军，分岳钟琪的权。

此后，准噶尔军集中兵力，在和通泊大战清北路军，并大破清军。

岳钟琪遂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袭击乌鲁木齐。尽管清军进军顺利，但准噶尔军早已经撤走，清军实际斩获不多。

这一次，雍正表彰岳钟琪：进退迟速，俱合时宜，其属可嘉。不过，这似乎只是雍正在大败之后，振奋士气的举动，其对岳钟琪的不满依然不减。

随后，准噶尔军袭击哈密。岳钟琪派兵进攻：一路直接攻击救援，一路设伏歼敌。结果，由于副将军石云倬行动缓慢，未能设伏成功，反而被敌人劫掠了大量的物资。

此败后，雍正再次斥责岳钟琪，而一些大臣也纷纷上奏，弹劾岳钟琪。

不久，岳钟琪被调回京城。旋即，在连番弹劾下，岳钟琪被交兵部议罪，下狱！

岳钟琪此次西征，确实陷入泥潭，打得非常挣扎。雍正是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发起西征的，其压力非常大，打得这么难堪，面子上实在挂不住！

不过，平心而论，此战，最大的“罪人”，正是雍正本人。雍正指望岳钟琪长驱直入，自然是要“兵贵神速”。

从噶尔丹策零的惊恐、求和看，当时的准噶尔准备不足，岳钟琪立刻进兵，局面应该是截然不同的。

可是，刚要开始行动，雍正就中了“缓兵之计”，误信对手的谎言，草率地下令“暂缓一年”。

什么样的战机，能有一年的“保质期”呢？更低级的是，雍正居然把千里之外的两位主将调回京城，只委托其他将领代为管理军队。

如此，管理松懈，被敌人挫了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