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世纪中叶的东亚大陆，蒙古帝国的铁蹄是无可争议的时代主角。
自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这股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先后覆灭了西夏、金国、西辽、花剌子模等一系列强悍政权。
蒙古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庞大帝国，纵观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这样功绩旷古未有。
蒙古骑兵的机动性与剽悍的战斗力，似乎是那个时代所有城郭与军队都无法抵挡的噩梦。
然而，在蒙古大军南下的征途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顽强对手——南宋王朝。
我们一直认为，南宋社会纸醉金迷、军队羸弱无力，然而实事并非如此。
但整个亚欧大陆上，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只有南宋抵挡住了他们凌厉的攻势。
蒙古对南宋的战争，自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竟断断续续持续了长达四十五年之久。
上苍似乎特别垂怜于南宋这个文教发达、商贸兴盛的偏安小朝廷，大有实现士大夫口中“中兴”的梦想。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合州钓鱼城下殒命，南宋苦心经营的长江山城防御体系，取得了巨大成效。
攻宋蒙军主力被迫从四川前线撤离，南宋的国祚继续延续。
蒙古征服南宋的“斡腹之谋”，即假道大理，迂回至南宋后方、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的战略构想，因为川蜀防线顽强抵抗，最终宣告失败。
蒙哥之死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引发了其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长达四年的汗位继承战争。
这场内战最让强大的蒙古帝国的永久性分裂，形成了元朝和四大汗国并立的局面，蒙古帝国的全球性扩张步伐就此终止。
奈何蒙古皇室人才辈出，又是一代枭雄忽必烈，最终赢得了内战。
稳固汗位后，他又赶紧开启征服南宋的计划，完成父兄未竞的事业。
忽必烈及其核心智囊团深刻反思了此前数十年久攻不下的教训，紧急调整了攻宋战略。
当时进攻南宋的杭州朝廷，大致有三条路可选，一种是从长江上游沿江向下进攻，四川山地险阻，易守难攻，此前已有失败的教训；
第二种是从两淮地区渡江，虽然路线最短，但这里河网密布，不利于蒙古骑兵机动；
第三种便是从长江中游横插一刀，进攻南宋防御体系最薄弱的环节。
忽必烈意识到，一旦攻克作为荆襄核心的襄阳、樊城，便可将南宋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使其东西无法呼应。
而后，蒙古大军既可顺汉水入长江，再顺流东下直取南宋都城临安，又可切断对川蜀地区的支援，从而实现全局的战略性瓦解。
忽必烈当机立断，遂果断调整战略，将战略进攻的重点从两翼的川蜀和两淮，转移到了南宋“腰腹”的荆襄地区，意图以襄阳为突破口，将南宋防线拦腰截。
围绕这一大的战略，元军多方布局。
1261年，元朝设立“河南行省”，其核心军事目的正是为了统筹和准备对襄阳的用兵。
这一行政与军事机构的设立，为即将到来的襄阳之战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和后勤支持。
蒙古方面通过在河南地区屯田、积粮、造船、练兵，将整个中原腹地变成了进攻襄阳的前进基地。
这种以一个行省之力服务于一个特定战役目标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蒙古统治机器高效的动员能力和忽必烈志在必得的决心。
襄阳之战，已经箭在弦上、不可避免。
面对元军的紧密部署，南宋的应对措施显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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