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或者国王作为一个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自己的国家拥有着无上的权力，也是整个国家的颜面。
如果一国之君在自己的土地上都不能正常主持国家政务，这对于他本人和国民都是莫大的屈辱。
八国联军侵华时，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腐朽的大清再次被西方列强按在地上摩擦。不过有一说一，虽然大清是一个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封建腐朽帝国，但一国最高统治者被侵略者吓得疯狂逃窜，对于全体国民来说仍然是——“国家的耻辱”。
慈禧光绪结束逃亡回京
虽然慈禧和光绪在逃亡路上颇为狼狈，但好歹也能够相对正常的主持国家大事，无论是“为保荣华富贵低头妥协”，还是“坚决与侵略者作斗争”，这都是可以自由决定的。但在我们的邻邦朝鲜半岛的土地上，其“最高统治者”的待遇就远不如以上二人了。
在1896年8月，作为此时朝鲜的“一国之君”，未来的“韩国开国皇帝”，朝鲜高宗李熙为了能够正常主持国政，不但需要使出浑身解数逃出王宫，还要屈辱地躲在俄国公使馆长达一年的时间，靠俄国人的庇护才能正常传达自己的政令。
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要在“外国政府机构”内办公长达一年一久，想必很多人都能明白这种屈辱感吧。
韩国开国皇帝高宗李熙
那么，未来的“韩国开国皇帝”为何要忍受如此屈辱，又是什么力量使他能够不顾自己的脸面坚持住在俄国使馆？
今天，我就和各位读者讲述一下这段韩国开国皇帝的屈辱经历——“俄馆播迁事件”。
挟甲午战争胜利之威，日本进一步控制朝鲜半岛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四艘美国黑色铁甲军舰来到了封闭的日本，随后，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日本的倒幕运动风起云涌。
在明治天皇的领导下之下，日本最后一个封建幕府政权被推翻，由天皇主导政权的军国主义国家从此建立起来。此后，明治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即“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成为了日本近代化的起点
通过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发展政策，日本的综合国力及各方面社会风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先后将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或修改，还成为了实质上的——“亚洲第一强国”。
但伴随着国力增长的还有“扩张的野心”，在明治维新取得了一定效果后，日本统治阶层达成了共识，日本作为岛国必须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才能不断发展，这也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
与此同时，明治天皇发表《御笔信》——“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封信随即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大陆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明治天皇
随后，日本开始慢慢地推行他们的计划，而首当其冲的便是朝鲜半岛。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日本凭借强大的军力逼迫朝鲜签署了《江华岛条约》，该条约帮助日本取得了“自由贸易、关税免征、日本货币流通、居留地、自由勘测朝鲜海岸、领事裁判权”等优势特权。
在掠夺朝鲜半岛近20年后，日本方面再次完成了战争资源积累，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将名义上的“亚洲第一大国大清”的势力完全赶出朝鲜半岛。此时的日本政府开始密切关注半岛局势的发展，伺机制造中日开战的借口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等待已久的开战良机终于来到，他们派出军队突袭汉城王宫，扶植了以兴宣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并随后偷袭了清军运兵船，挑起甲午中日战争。
东学党起义
大清已经不是之前强盛的大清，日本也不再是之前的倭寇，他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曾经的亚洲霸主大清，而中日《马关条约》的第一条便是要求大清承认朝鲜独立。表面上，朝鲜半岛完全独立了，但这对于朝鲜半岛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大清再也无法帮助他们牵制日本。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得到了大清的巨额赔款和战略割地，这更加坚定了日本推进“大陆政策”的决心。
马关条约
登陆朝鲜半岛的日军
被俘虏的清军
于是，日本开始谋求更加全面地控制朝鲜。他们扶植以兴宣大院君和金弘集为首的朝鲜亲日政权，对外宣传要进行“甲午更张”，表面上是要帮助朝鲜实现近代化，实则加紧对朝鲜的控制，大力推动朝鲜变为日本的“保护国”。
而因为此前他们早已逼迫朝鲜高宗下了一道“凡今庶务，遇有紧重事件，先为就明于大院君前”的教旨，所以现在的高宗只是名义上的朝鲜半岛“最高统治者”，国政完全把持在亲日傀儡政权和日本人手上。
日俄冲突加剧，高宗之妻“明成皇后”被日本浪人进宫砍杀
在日本扶植的亲日傀儡政权的帮助下，日本不断扩张着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甚至试图藉由甲午中日战争获胜之机侵占“中国东北地区”。
但这一动作直接引发了俄罗斯帝国的不满，因为日本的要求阻碍了它向中国东北的势力扩张，于是便联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逼迫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同时增强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投入，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开始了对朝鲜政治、经济的渗透。
入侵东北的俄国人
而日本在三国的干涉之下，也只能被迫放弃了此时染指中国东北地区的想法，“大陆政策”的推进计划受阻，日俄两国在朝鲜的对立和倾轧也逐渐加剧。
此时，被日本人赶下台的“闵妃集团“势力看到了希望，他们本身就是亲欧美派人士，俄国人开始加强远东方面的力量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利好消息。于是，他们积极地与欧美列强沟通，试图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将日本的势力赶出朝鲜半岛，夺回政权。
因为欧美使馆均位于贞洞地区，因此这些亲欧美的政治人士也被称作“贞洞派”。随着闵妃集团的不断努力以及西方列强的积极配合，俄国人的势力开始慢慢在朝鲜半岛不断扩大，朝鲜半岛的政权中充斥着“亲俄反日”官员，日本人则只在亲日内阁中有优势。
贞洞派中坚人物，未来的头号国贼“李完用”
随后，闵妃联合俄罗斯驻朝公使韦贝尔（Вебер）发动宫廷政变，他们成功推翻了亲日傀儡政权，重新执掌了朝鲜国政。
看到此情况，日本人当然不甘心自己被截胡，所以开始谋求重振在朝鲜的优势地位，而在这条路上最大的挡路石就是“贞洞派”领导人，也就是被后世称为“明成皇后”的高宗之妻——“闵妃”。
于是，日本人在1895年10月5日发动“乙未事变”。在日本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的策划下，日军马屋原务本少佐指挥450名日本士兵与800名朝鲜士兵攻占景福宫光化门，数十名日本浪人随即冲入景福宫将贞洞派领袖闵妃杀害。
三浦梧楼和日本浪人
事后，三浦梧楼开始全力掩盖事实，把日本方面的刺杀行动报告为“朝鲜大院君和训练队引发的宫廷政变”，而日军则是奉国王和大院君的旨意入宫护卫的，闵妃本人“在政变中失踪”。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紧急谒见高宗，威逼高宗罢免朝中的亲俄派官员，转而支持已经失势的亲日派政权。此时的高宗也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者说是即使怀疑是日本人所为，他也没有办法去证实真相，只能配合日本人。
亲日傀儡政权上台后，迅速对外表示乙未事变全系朝鲜人所为，日本人也均是朝鲜人假扮，从而帮助日本人隐瞒事实真相。可见，日本人并不想让他人知道闵妃已死和自己有关，因为事实的曝光会极大程度地刺激朝鲜百姓和世界舆论。
《王后废位诏敕》
随后，日本方面又逼迫高宗颁布《王后废位诏敕》，正式废王后闵氏为庶人，从而败坏王后的名声，引导民众舆论风向。
“乙未事变”真相大白，高宗震怒逃亡俄国公使馆
事变后，俄国公使“韦贝尔”和美国代理公使“霍勒斯·艾伦”立即决定进宫谒见高宗，但他们在日本人阻挠下艰难进宫后却发现，宫中充斥着日本浪人和日军守备队。而日本方面则一口咬死军队是应朝鲜方面的请求，在政变之后才来的，竭力想要掩盖事实。
俄美两国显然不可能相信日本方面的鬼话，便在随后通过多方途径了解事变经过。而因为事发之时，景福宫内还有俄国技师士巴津和美国军事教官戴伊两名证人，所以很快事情的真相便被《纽约先驱报》记者曝光，从而引发国际社会的震惊，也激起了朝鲜人民的反日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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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人和朝鲜亲日政权用尽各种办法缓解舆论、收买人心，但随着真相不断发酵，日本人扶植的亲日傀儡政权已经风雨飘摇，朝鲜国内局势动荡不安。
亲俄派官员李范晋、李完用等人此时企图由春生门攻入景福宫，从而解救高宗并杀死金弘集等亲日大臣，但因计划败露导致惨败。
随后，各地儒生和百姓以“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为口号而发动起义，社会空前动荡不安，史称“乙未义兵”（第一次义兵运动），自此义兵运动开始风起云涌。
与此同时，高宗李熙和太子李坧得知闵妃之死真相后悲痛异常，不但将此事视为奇耻大辱，还对日本及亲日傀儡内阁恨之入骨。但因为二人均被日本人软禁在宫中，所以其首要目标还是“寻找脱身之计”，尽快脱离日本掌控。
高宗李熙和太子李坧
此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俄国人，便秘密向俄国公使馆提出安全庇护要求。根据俄国方面的记录，在给俄国公使的“密信”中，高宗写道：
“从九月开始，逆贼们对我纠缠不休，最近又按照外国方式来改变国人发型，激起了各地的起义，逆贼以此为借口要杀害我和我的儿子。
为防不测，我打算同王太子一起去贵国公使馆寻求安全，试问两位公使意下如何？
如果同意，我会在今后的某一个夜里秘密前往贵国公使馆，我会特别通知我的具体行程，我没有考虑其他的逃生方式，我真诚地希望两位公使能保护我。”
位于首尔的俄国公使馆旧址
当俄国人和亲俄派官员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因为朝鲜军主力和日军守备队均被调往各地镇压义兵运动，此时的首都防御空虚，是日本人最为虚弱的阶段。于是，他们决定尽快帮助其逃出王宫，然后发动政变一举击垮亲日政权。
和高宗密谋确定行动时间之后，俄国公使馆突然在1896年2月10日以“加强公使馆防御”为由，从军舰上调来150名士兵来到首都汉城，此时的高宗也已经做好逃离王宫的准备。
虽然各方面准备都已妥当，但景福宫的看守非常严密，不仅有巡警数百人把守宫门核查出入，日本在光化门外也有军营，军队可以随时可以应朝鲜方面的请求出动协助。
高宗为了麻痹守卫们的注意，不仅选择在凌晨到清晨这个时间段出逃，还在此前安排了很多人乘轿子出入宫门多次，消耗守卫的精力。此外，他还和父母派来监视自己的小妾彻夜长谈，导致其在高宗出逃时昏睡如死猪。
高宗父亲兴宣大院君
而这一个方法果然奏效了，因为高宗有“睡懒觉”的习惯，以往这个时候还在休息，再加上来往不停的轿子又早已经分散了守卫们的精力，所以当高宗和太子清晨乘坐轿子离开时，守卫竟然根本没有检查就放行了。
至此，高宗终于成功逃出了王宫，只要他随后顺利到达俄国公使馆，便意味着自己彻底脱离了日本人的掌控，恢复权力指日可待。
当然，行动是顺利的，大约早上七点，高宗和太子乘坐的轿子到达了俄国公使馆，焦急万分俄国公使和亲俄派官员代表李范晋迅速出门迎接。因为这次行动不仅对高宗很重要，对于他们也是未来荣华富贵的希望。
李范晋
在人们的簇拥下，此时“面如白纸，战栗不已”朝鲜半岛最高统治者终于进入了俄国公使馆，自此开始了长达一年时间的寄居生活。
高宗连下诏敕，亲日政权垮台
高宗到达俄国公使馆后，身心终于完全放松下来，按理说经历了如此奔波应该马上休养一下，但想到“长达一年左右的软禁生涯”和“日本人的杀妻之恨”，他再也无法压制住心中复仇的怒火，毫不犹豫的连续下达多个诏敕。
而诏敕的大体内容想必各位读者也能猜到，我做了一个总结：
（1）罢免所有亲日派内阁大臣和官员；
（2）彻查“乙未事变”真相，重新审理案件并追究相关人员的罪责；
（3）将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法部大臣张博五人列为“逆贼五大臣”；
（4）命令金炳始为新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即组建新内阁。
俄国公使馆阁楼上的高宗、太子和大臣
俄国公使馆
由于高宗逃跑的计划十分完美，直到他下达诏敕之时，部分亲日派内阁大臣仍被蒙在鼓里，竟然还在景福宫修政殿内议事，直到宫内府大臣李载冕慌张的跑进会场，他们才知道高宗已逃到俄国公使馆，并发表了数个诏敕。
气急败坏的内部大臣俞吉濬听说后大怒，当即扇了李载冕两耳光，并大骂道：“你是宫内事务的负责人，发生了皇帝出逃的事情，你还有脸来向我们汇报！”
更令他们的惊慌的是，他们得到消息太晚，可能已经失去了逃跑的机会了，因为他们刚刚知道这个事情之时，就已经听到宫外军民呼声喧天，而此刻朝鲜百姓的欢呼雀跃在他们耳中无异于催命符。
果然，还没等他们想好对策，就看见了警务官安桓率领巡检人员来到宫内抓人。金弘集和郑秉夏先被捕，两人被七八名巡警塞进轿子后迅速移送到警务厅。而在押送途中，李完用私下命令将金弘集、郑秉夏直接处死，于是二人在警务厅门前的小石桥上被巡检用剑刺死，暴尸大街。
金弘集
而当朝鲜民众知道二人身份后也是怒不可遏，根据史书记载——“都人怨弘集主剃令，争掷瓦砾，肢体碎裂，有割其肉生啖者”，可见亲日派政权在民众中的形象。
而内部大臣俞吉濬则比较幸运，他在被巡检押送步行至光化门时，恰好经过日军驻地，俞吉濬随即用日语大声呼喊求救，最终被日本兵从巡检手中救出。
根据高宗的指示，对于亲日派分子朝鲜军民可以“不问长短，即刻斩首来献”，所以很多亲日内阁的大臣都被愤怒的民众声讨，即使回到家乡也不能躲过此劫，比如大臣鱼允中就在流亡回乡的途中被百姓打死，只有部分逃到日本公使馆的人才得以幸免。
亲日派政权倒台后，高宗为了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仍然住在俄国公使馆内，并将俄国公使馆称为“行在所”。此外，他还将朝鲜所有政府部门都安置在俄国公使馆的大厅中办公，各部门间仅仅以屏风隔开。
高宗在俄国公使馆内的住处
至此，日本穷尽各种心力苦心经营的朝鲜亲日傀儡政权完全瓦解，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亲俄政权”。
刚出狼穴又入虎口，俄国开始露出獠牙
日本方面得知“俄馆播迁”事件后虽然颇为愤怒，但也知道大势已去，只能积极地与俄国方面沟通协调，使自己在朝鲜的势力范围损失最小化。日俄间通过三次协定书的签署，终于让日俄关系在朝鲜半岛上达到平衡。
而在背后，不甘接受失败的日本人已经开始卧薪尝胆，开启新的“十年扩军计划”，随时准备誓死与俄国一战，血洗前耻，而这个目标果然也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实现了，当然这是后话。
书归正传，因为新的朝鲜政府完全是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建立的，更是连办公地点都是在俄国公使馆，自然也就需要报答俄国的——“大恩”。
俄罗斯公使馆门前，日军曾拉着大炮要求高宗回宫
于是，新政府开始不断向俄国出卖各类国家主权，仅在“俄馆播迁”事件发生半年内，俄国人就得到了镜城矿山采掘权、钟城矿山采掘权、茂山森林采伐权、鸭绿江森林采伐权、郁陵岛森林采伐权、铁路敷设权等在朝特权，其它欧美列强也同时趁火打劫了不少特权走。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宗在俄国公使馆的时间已经超过半年，朝鲜的官员和民众希望高宗能够“尽快回到景福宫主政”，待在外国公使馆办公也有失颜面，于是金炳始、郑范朝等大臣纷纷上疏表达这种愿望。
但面对巨大的利益和稳定的半岛局势，此时的俄国人终于开始露出了獠牙，他们不希望高宗回到宫中。一是只要高宗在俄国公使馆一天，俄国人就能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利从而获得更大利益；二是万一高宗在外面又被日本人控制了，自己吃下去的东西很可能要吐出来。
在朝鲜的俄国人
所以，他们各种威逼利诱高宗，不让他回宫主政。面对此情况，高宗亲卫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长李根溶和第四大队长徐廷圭等人试图于1896年11月强行带高宗回宫，但事泄未遂。
此时的俄国就像一头永远不知满足的野兽，不断狮子大开口般的向朝鲜方面索取各种利益特权，这种行为连亲俄派大臣、未来的“头号国贼”李完用都看不下去了。
他直接拒绝了俄国方面在咸镜北道的矿山开采权，但结局就是在俄国人的压制下，被直接从“内阁大臣”变成了“闲职官员”，而这也是他日后倒向日本的间接原因。（具体经过可看我之前写的文章：他是韩国“头号国贼”，儿子因其卖国行为羞愤自杀，他竟霸占儿媳）
李完用对俄国人的贪得无厌也十分厌恶
但也有一种观点，就是高宗李熙一向“优柔寡断”，他认为朝鲜军队根本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在景福宫中的安全，所以坚持待在俄国公使馆内。
然而随着民众的呼声愈来愈高，高宗和俄国方面也感到了压力。于是，在躲进俄国公使馆长达一年时间后，高宗一行于1897年2月20日正式离开俄国公使馆，移驾庆运宫（今德寿宫），结束了在本土的流亡生涯。
随后，“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高宗李熙在1897年10月12日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并自称皇帝，这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首个帝国，高宗也就称为了韩国的“开国皇帝”，朝鲜半岛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高宗称帝祝贺队伍
大韩帝国开国后，高宗前往德寿宫
看完以上内容，想必您心中一定在感叹——“堂堂一国之君主，竟然只能躲在别国使馆主政，时间还长达一年之久，简直是前所未有之事，国家威信颜面何在？”
不得不说，这就是弱国和小国的悲哀。在混乱的时局之下，弱国和小国根本没有独自自主发展的能力和机会，只能依靠大国和强国维持生存，这种耻辱不得不受，也无法挣脱。
而无论做出何种选择，也都会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此次“俄馆播迁”事件是对是错在史学界也有着很多争论。
朝鲜半岛被日俄轮流掠夺
第一种观点比较“积极”，首尔大学教授李泰镇认为——“俄馆播迁客观上刺激了朝鲜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结束了朝鲜亲日派独大的局面。认为国王在外国公使馆主政是耻辱的人，是被日本公使馆和亲日派官员的话所蒙蔽了，高宗搬到俄国公使馆之后恢复了君主权和王政，也为成立“大韩帝国”创造了机会，这是明智之举。”
另一种观点则“比较扎心”，史学家朴殷植就认为，此次俄馆播迁是亲俄派人士打着“为国家复仇”的旗号，谋取国家的权力，使朝鲜大量主权出卖给欧美各列强，卖国行为与亲日派政权并无区别。
这两种观点都有一些道理，您又如何认为呢？
朝鲜义兵
被日本人枪杀的抗日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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