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一段讲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时的青年们对毛主席非常崇拜，革命热情红似火，毛泽东的讲话点燃青年们“上山下乡”的热情，就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便打起背包走向农村。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从一九六九年一月开始，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中学生绝大部分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还有很多非毕业生，包括还是少年的初中学生，也执拗地违背家长意愿，甚至于和家庭决裂，背上行装参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队伍。以后的各届毕业生也沿着这条路，一直延续到“文大革命”结束之后。
“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和到农村插队落户。新疆、内蒙、东北、云南是几个大的生产建设团所在地，插队的知识青年则遍布了农村的山丘和平原。当学生们兴冲冲集体来到建设兵团，看见仍然延续着的部队编制，看着带领他们生产、生活的是身着配带红色帽徽、红他领章军装的解放军时，心中无限喜悦，个个想在生产中大显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工”却带来了知识青年的分化。有些被连队派为通讯员、教员、卫生员、宣传员，从此得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严格的生活纪律，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从事着艰苦的农业劳动，他们要像部队战士一样按时起床，整队集合，待令出发，集体劳动，遇上抢种抢收更是不分昼夜。
青年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被汗水淹没了。有些人开始想家，思念亲人，急盼返城。有些人因在当地结婚，不得不在当地安家落户。加之生产建设兵团的不少指导员思水平低，甚而道德品质败坏，挫伤了一些知青的纯真感情，使他们思想中逐渐生起风波，“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精神”也随之逐渐泯没。
但是，无论如何，兵团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过着集体生活，有固定工资，有公共医疗，还有探亲假。
插队知青则要由城市生活一下子改变为真正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富裕地区的知青还可以生活略有富裕，但贫穷的山区则难以靠劳动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主要靠国家补贴，整个知青下放期间，国家共投入了三亿资金补贴下放知青的生活。
然而有人却毫无根据的指责说，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意义就是为了减少城市就业压力，或者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解决眼前困难的“捷径”这种话讲是片面的，完全是站在否定一切的基础之上。
当然，不顾具体条件，几乎全部知识青年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出路，又未免太狭窄了。甚至于有人散布谣言说：鼓动大规模上山下条是为分散群众中可能集聚起来的反对他们的力量，应当说是“别有用心”的！
陕北作为老根据地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那里的生产、生活都十分落后、贫穷，其劳动力尚难以自给自足，更何况既缺乏体力又缺乏技能的知识青年了，所以，知识青年的插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六十年代初便开始了。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就讲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女青年侯隽、邢燕子等人响应毛主席号召为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
从后果看，这也确实是一种缺乏远见的措施。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他们鼓动大规模上山下条是为分散群众中可能集聚起来的反对他们的力量，应当说他们是“别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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