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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9岁的女孩，为何会在西昌的碉堡前高呼“毛主席万岁”？
她没有军装，只是一名从成都女中走出的青年学生。她本该继续读书，却选择走进西康干校，去往匪患最重的盐中区。
从五通桥走出的少女
1931年秋，四川乐山五通桥的盐业小镇，一户经营盐务的小商户家里，一个女婴诞生，她被取名丁佑君。
在家里，她是最小的孩子，上面有哥哥姐姐。
战争年代的四川，兵荒马乱，县城里枪声并不稀奇，丁家虽然靠盐业过活，但远谈不上富足，正因为如此，家里对最小的女儿寄予厚望。
1947年，她考进了成都的市立女子中学，这一年，她才16岁。
成都女中是当时川西颇有声望的学校，师资力量强，正是在这里，她第一次接触到进步书刊。
她的哥哥常给她寄些刊物，里面谈到民主、解放、学生运动。那些文字并不抽象，反而给了少女新的思路。
1948年，成都爆发“四九血案”，军警在街头开枪，学生们罢课抗议。丁佑君也在队伍中，她跟同学们一起护校。
这是她第一次卷入政治运动。这一刻很关键，她明明可以做个安静的学生，却选择站出来。一个16岁的女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动？大概是环境逼迫人做出选择。
1949年底，成都解放，那一年，她刚满18岁，城里的氛围一夜之间翻转。许多学生跑去报名，参加新成立的干部学校。
丁佑君也做了同样的决定。她没有犹豫，走向了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
这是她生命轨迹的分水岭，从学生到干校学员，她真正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捆在一起。
干校岁月与盐中区的抉择
1950年2月，西康干校学员整队出发，她们从成都走向雅安。一路翻山越岭，行军时常遇到散匪袭扰，丁佑君背着行李，和同学们唱着歌，她并不害怕。
到达雅安后，她们开始系统训练，学政治、学文化，还要学军事，干校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
4月29日，她光荣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期末，她被评为学习模范。
很多人也许觉得这只是学校里的光环，但对她来说，这意味着责任，她被分到西昌县工作。
当时西昌还不太安稳，地方武装和散匪活跃，干部学校的学员都很年轻，可偏偏要去最危险的地方。
她的第一个岗位，是西昌县女子中学的军代表。短暂任职后，她又被调到盐中区，负责征粮、青年和妇女工作。
盐中区就是今天西昌河西一带，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地方。这里匪患频繁，政权刚建立，征粮往往触动利益，干部一旦孤身外出，很容易被盯上。
丁佑君只有19岁，就要面对这些，她带着干校里学到的那股劲，一头扎进工作。
她走村串户，动员青年参军、发动妇女参加合作生产。她的语言简单直接，没有高调辞藻，反而让百姓愿意听。
可问题很快显露，盐中区的匪情并没有消退，反而在地方势力串联下更加凶险，对她而言，每天外出都是冒险。
为什么她还要坚持？这就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直觉：新政权刚来，不能退缩。
丁佑君本可以申请调到条件更好的岗位，可她没有，她选择留在最艰险的一线。正是这个决定，把她推到历史的拐点。
盐中区的叛乱与碉堡前的枪声
1950年9月，盐中区的紧张气氛已经弥漫开来。农户们私下里窃窃私语，市场上流传着“匪徒要反扑”的传言。
干部们白天走村串户，晚上常常要住在村民家里，生怕被人盯上。
9月17日这天，丁佑君从区里出发，去调查征粮情况，她没想到，半路被匪徒截住。几名持枪的男人逼停了她，把她拖走，她被押到寨子里，关在临时搭建的棚屋中。
匪徒的目标很明确：要她交出区公所干部的行踪，还要她说出粮仓的位置。
他们轮番威逼，用尽手段，试图让这个19岁的姑娘开口。她遭到“利诱、拷打、恐吓”，甚至被迫剥衣游街示众。
这种侮辱在当时的社会里几乎等同于宣判死刑，因为它意在彻底摧毁意志。
可她没有低头，她紧咬嘴唇，不肯吐出一个字。面对威逼，她唯一的回应就是沉默。这种沉默比任何话都要有力。
两天后，9月19日，叛乱全面爆发。盐中区的匪徒集结上百人，围攻区公所碉堡。那是一座不大的碉楼，用来防御的砖石墙壁被子弹打得坑坑洼洼。碉堡里，干部和少量民兵死守，弹药不多，局势岌岌可危。
就在这时，匪徒把丁佑君押到碉堡前，要求她劝降，他们想利用她的身份和声音，让守军放弃抵抗，匪徒把枪顶在她后背，示意她对着碉堡喊话。
丁佑君却猛然抬头，高声喊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她的声音响彻山谷，传进碉堡，也传进守军耳里。有人红了眼睛，握紧了枪，匪徒的阴谋被当场粉碎。
这一刻，她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她选择用生命鼓舞别人，匪徒见她反抗，怒不可遏，当场开枪。
子弹击中她的身体，她倒下去，鲜血渗透衣裳，见证者后来回忆，她直到最后，神情依旧坚定。
她倒下时，才19岁，没有亲人陪在身边，没有遗言，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声喊叫。
小云写到这里，都会想：一个少女，面对死亡还能喊出口号，这是怎样的力量？她知道结果，却依然喊出。这种选择让人心碎，也让人敬畏。
追认与纪念：从碉堡到陵园
她牺牲后的几天，西昌县委召开紧急会议，9月25日，组织决定：追认丁佑君为中共党员。她没来得及递交完整的入党申请，却用血写下了忠诚。
1951年，当地开始修建烈士墓园。1952年“五四”当天，举行了公祭，她的遗体被安葬在西昌烈士陵园。
当年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革命烈士光荣纪念证》，以国家名义确认她的身份。
时间推到1958年，档案记载，有领导为她题写字迹：“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那一行字至今仍留存在石碑和纪念馆内。
1980年，四川省公布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时，“丁佑君烈士陵园及牺牲处”名列其中。这意味着，她的牺牲不仅被地方记住，更被写入四川全省的保护序列。
1985年，家乡乐山五通桥在菩提山修建了丁佑君烈士纪念馆。馆内陈列她的遗像、干校学习笔记、烈士证书。一张黑白照片，少女目光清澈，却注定定格。
进入21世纪后，陵园和纪念馆多次翻新，四川退役军人事务厅、凉山州和乐山市的干部，常带学生、军人、青年团员前来瞻仰，每到清明，祭扫的人群络绎不绝。
小云走进过类似的烈士陵园，青石板路，松柏环绕，碑上名字并不多，却足以让人停步。想到那时的丁佑君，才19岁，血洒碉堡前，心中总会涌出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她留下的，不是书写的理论，也不是长篇文字，而是一个选择：在死亡面前，她站直了身体。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段历史并不遥远。它提醒人，在关键时刻，个体的坚守能决定集体的精神，一个人的呐喊，可能压过敌人的枪声。
丁佑君的一生只有19年，却在西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她从学生到干校学员，再到盐中区干部，最后倒在碉堡前。故事看似短暂，却层层递进，毫不含糊。
历史不会刻意拔高，也不需要虚构。她的真实选择，比任何渲染都更有力量。
参考资料：
《透过档案读历史｜缅怀这位牺牲时仅19岁的烈士》——四川在线（四川省档案馆提供）
《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丁佑君》——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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