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友谊宾馆
第一个五年计划迅速展开，祖国各方面的建设需要大量人才 及专家指导，根据中苏友好的协定，前苏联方面向中国派出的专 家越来越多，为解决专家们的吃、住、行及文化娱乐活动，周恩 来总理亲自批准，建一所能容纳几千人吃、住、活动的大型宾 馆。于是在西郊当时的农业所马路对面，路西北边一片沙滩荒地 上，建起一座现代化庭院式的宾馆，即友谊宾馆。
友谊宾馆外观建筑采用民族风格，翠绿高大琉璃瓦的大屋 顶，富丽堂皇。分主楼，两座配楼，两座工字楼，围成一个有假 山、流水、花园及亭台楼阁的庭院式宾馆，在当时北京市乃至全 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两座工字楼之间，建起一座连接工字楼的，能容纳一千多人分层式的大剧院，宽大的舞台，现代化的灯光、 音响设备。
剧院的两旁是四个能同时容纳百人以上的餐厅，像这 样的餐厅，在这组建筑群中还有东北、东南、西南五个大餐厅。 南、北工字楼之间以回廊相连，里边设有食品、百货、文具、珠 宝玉器礼品、服饰等小卖部，以及图书阅览、邮电通讯、银行、 医疗门诊部等服务设施。
环绕楼群是宽阔的马路、林荫道、小花 园，沿路边还建有各种体育运动设施，如游泳、排球、网球、手 球、羽毛球、篮球场，台球馆及健身房等。
后来还建了一所一至 九年一贯制苏联中学，学校里不仅各种教学设备齐全，还配有足 球场，连大使馆大使及工作人员的孩子都送到这儿读书。这套完 整的建筑群，是在逐步完善中建成的。
说到友谊宾馆开始批建工程时，还有过一段小小的插曲。
当时友谊宾馆工程建筑的主要领导人是张行言同志，赖祖烈 同志因为曾负责过中央特别会计室的工作，接触周总理比较方便，当然报批工程指标的事就交给他办，我主要负责工程建设的 具体事务性工作。为能尽快批下这项工程，赖祖烈同志确实费了 番心思。
一天周总理刚起床，赖祖烈同志借周总理洗漱刮胡子的 机会，把工程设计项目、材料报表带上站在总理卫生间的门口。
“老赖有事?”总理边刮胡子边问。
“总理，这是友谊宾馆建筑工程报告及图纸，请批示!”赖祖 烈同志就势将报告拿出，并作简单汇报。
总理看过报告，批示后，我们大兴土木，修建友谊宾馆。
当时国家正处于基本建设时期，到处都在伸手要资金要设 备，建筑友谊宾馆这么大一座现代化的宾馆，要耗费国家大量资 金和建材，因此遭到方方面面的批评，特别是琉璃瓦的大屋顶。 后来工字楼的建筑就取消了大屋顶。
为满足专家外出检查工作，缩短市内往返路途的时间及从事 各种社会活动的方便，我们组建友谊汽车公司。
专家最多时近3000人，加上家属及苏联中学的学生将近四五千人，共配有大 小两千多辆车，当时在北京市算是最大的汽车公司，首都汽车公 司与我们无法相比。
每当遇到大型活动，如“五一”、“十一”游 行观礼、看礼花、参加国宴等，外国专家局的车辆一辆接一辆排 队，连续驶出友谊宾馆大门，前卫车已经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 后卫车还在友谊宾馆院内没出完。这样一个庞大的车队， 一时间 管理成了问题，当时出了一件事惊动了周总理。
一天，给苏联专家开车的轿车司机张某某开车撞在魏公村路 旁的树上，造成乘车的三位苏联专家， 一个骨折，两个轻伤。出 了这种事可谓大事，因为当时属于一边倒的时代，伤着了苏联老 大哥，这还了得!
周总理工作那么忙，听到汇报立即放下手头的 工作，亲自赶赴北京医院，探视受伤的苏联专家，并责成有关方 面，紧急点名委派我为组长，组成三人调查小组，调查肇事的原 因。
当时周总理极其严肃地给我们提出三点指示：
第一，立即调 查事故发生的原因；
第二，探视慰问并安排好受伤专家的一切事 宜，决不允许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第三，处理完此事后，马上 向总理汇报。
三人小组很快查明：轿车司机因家属来队，没有休息好，第 二天送专家，从西郊到东郊的和平里劳动部上班，放下专家后去 理发，坐在理发椅子上就睡着了，然后接上专家在回友谊宾馆的 路上又打瞌睡，方向盘失控，在魏公村附近撞到树上。
调查结果 实属疲劳驾车酿成事故，并非有意破坏或其他的政治因素。这个 同志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是我们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非常本 分、勤勤恳恳工作的好同志，对共产党的感情很深，也十分尊重 苏联专家，第二天我们向总理汇报了调查情况。
但是出于当时形势和背景下，只能按法律程序处理，判了三年徒刑，出狱后，不好继续在北京留用，遂调外地工作。
当时友谊汽车公司两千多职工，有一千多人是复员转业军人，有人向周总理反映说，他们调皮、捣蛋，现任领导管不了。 为加强友谊汽车公司的领导，周总理亲自点名：“让高富有去嘛， 他带过部队，知道怎么领导好这部分人!”
我当时任外专局办公室主任，兼人事、保卫处长，工作开展 很顺手，总理有令只好服从。在我任友谊汽车公司经理期间，将 全部职工组成六个车队， 一个修理厂，按军事化严格管理。
同时 强调一条，任何人、天大的事不准开快车，车多人多的地方车速 不得超过45迈，并派管理干部沿途暗查、暗访，对拒不执行、 违反规定者先施行批评教育，继而根据情况扣除福利物资奖。钱 虽然不多，但是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时代，这点儿奖金对一家 人过一个月的日子还是相当可观的。
开始执行时专家不能理解， 总嫌车速慢，耽误时间。有的司机反映，专家不坐车，自己走着 上班!
“你开车跟着他，看他坐不坐!”我指示司机说。
有的专家反映我们是慢车公司。我说只要专家每天早起5分 钟，我们绝对能保证专家正点上班及车辆行驶安全。
为了使专家能理解并配合我们的工作，又召开专家组长会 议，在会上讲清路况不好、车辆多，必须开慢车的道理。几年 中，尽管专家不断增加，行车任务不断加重，但没有发生过一起 重大车辆事故。为了改善职工同志们的生活，我们修建了职工 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问题。还建新大食堂、俱乐部，让司机同 志们吃好，同时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
这一阶段我们除保证专家上下班用车，还保证各种参观学 习、文艺观摩演出、游园活动等的用车，使专家们工作之余得到 充分的休息，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在专家招接工作中，我们还遇到这样一件事，在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帮助工作的伊朗专家，忽然提出与宾馆服务员张某某结 婚。当时涉外婚姻我们初次遇到，于是汇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
周总理得知情况后做出三点指示：
(一)了解伊朗专家有无配偶；
(二)向伊朗专家组领导征求组织 意见；
(三)以上两条如无异议，拟同意结婚，婚事一定办好。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婚礼安排在友谊宾馆。双方领导到场祝贺， 妥善的处理，得到当事者的满意。
60年代为加强与苏联专家间的友谊，增强双方的体质，我 们组建了一支友谊排球队。外方队员有苏联专家总顾问、党委书 记、工会主席等。我方队员有外国专家局局长杨放之，副局长赖 祖烈、张行言、屈志统、李梦夫等。我被推荐为中方队长，每两 周在友谊宾馆排球场组织一次比赛。
既然我是队长，就宣布了球 队的纪律及训练比赛规则：
“周末，在京的队员尽量参加排球队活动；打球实属增加活 动量，锻炼身体，增强友谊。鉴于各位队员超龄且超重，比赛补 充一个规定：凡举手后过掌的球没接着不算，小腿以下的球接不 着也不算输，重新开球，其他均按排球规则执行。”
我一宣布，大家都鼓掌欢迎，毕竟我们这些人中，胖子多， 肚子大的多，且跳不起来、弯不下腰是常事，我的建议得到大家 一致赞同。在排球活动中，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友 谊。这活动一直进行到阿尔希波夫同志离任，福明同志继任总顾 问及又一届总顾问继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1992年9月，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中友好协会主席阿尔希波夫来 中国访华时合影。第一排左二吴凡吾，左三屈志统，右二高富有
周恩来总理指示让我们接待阿尔希波夫同志
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正如日中天，突然一声惊雷， 1960年7月间，赫鲁晓夫断然单方面撕毁“中苏友好协议”,宣布解除正在履行的345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无情地撤走全部援华1390名苏联专家， 并撤销预派的900名专家。
当时派往中国的专家，基本住在友谊宾馆，然后被派往我国 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重要部门的250个企事业单 位。
苏联专家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 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线上一 支不可缺少的技术力量。这些派往我国的前苏联专家，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的科学技术传授给我国 科技人员，因此也得到我党和政府、人民的充分信任和友谊。在 我国不仅享受极高的物质待遇，而且也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 视，受到我国人民的无限爱戴。
赫鲁晓夫无情地下令限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我国政府曾多次出面挽留，但其根本不考虑正在建设中我国的一些实际利益和 他们履行合同应尽的义务， 一意孤行。
还命令专家走时，带走全 部支援我国建设的工程设计图纸、资料，对原急需订购的设备也 全部停止进口，致使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在一没有图纸、二没有设 备的情况下，被迫中断设计而下马，使正在施工建设中的项目被 迫停工，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极大的损失。这种背信 弃义、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 使我们异常气愤。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非常冷静，以极其宽阔的胸怀 面对。
周总理曾多次指示我们：应把制定政策的人和执行政策的 人严格区别开来，对赫鲁晓夫集团应坚持原则、坚定立场，而对 曾为中国人民建设事业服务过的专家，则应以礼相待，在他们即 将离开我国之际要热情欢送。
当时我们调集了全国最好的商品、 食品供专家选购；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张君秋，总政 歌舞团，战友文工团在宾馆大剧院为专家演出；邀请专家及夫人 孩子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联欢会；临上火车、飞机前组织盛大欢 送仪式。
许多专家带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我国，他们已视我国为第 二故乡，视他们亲手修复或设计建造的一栋栋厂房、 一条条公 路、一座座桥梁为亲生孩子。临走一次次打开图纸让中国朋友看 一眼，再多看一眼，直至牢牢记住后才缓缓合上。私下与我们说 了许多真挚、友好、宽慰的话。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坚强、自信的民族，在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勒紧裤带，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团结一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战胜巨大 的经济损失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终于走出困境。
在痛苦的岁月中，老朋友阿尔希波夫同志一直怀念我国人 民，时时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曾试图说服赫鲁晓夫，向我国提供一批粮食，但是我国人民需要 的是友情而不是施舍，因此断然拒绝苏方的任何支援。接着阿尔 希波夫同志又以前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
事过境迁，尽管老朋友相见，但是各事其主，各自站在本国 不同的立场上，因此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必须代表 和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阿尔希波夫同志来华，是受命了解我国 的经济状况。昔日援华的友好使者，今日使命不同了，因此周总 理等领导同志决定此次不见，指派我们接待。
当时，我是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友谊宾馆经理。与阿尔希波 夫同志既熟悉，个人交情也很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 志、副主任张彦传达周总理指示时说：
“阿尔希波夫同志这次来华，其他人接待都不妥，总理让你 出面接待。”
并传达接待的原则是：
一、原来爱吃什么就做什么, 一定要吃好；
二、走时要送重礼；
三、谈到有关专家再派往中国一事，决不能表态，甚至一字不能提，指出那是两党两国政府间 的事情。
阿尔希波夫同志此行共三人， 一位是部长，另一位是译员， 住在北京饭店。我们负责接待的四个人，我，友谊宾馆副经理胡 俊生及董玉昌、宣淼同志。
宴请设在友谊宾馆，我们盛情款待， 宾主刚入席交谈，阿尔希波夫同志就提出：
“高同志，能不能到处走走看看，友谊宾馆的一、二、三、 四餐厅还开吗?那里还有多少外国客人吃饭?我想到餐厅看一 看。”
阿尔希波夫同志是想亲眼看看，了解苏联专家撤走后，驻 友谊宾馆的外国人是否都走光了。在客人的请求下，我们大大方 方引导去各大餐厅参观。时逢开饭时间，餐厅里熙熙攘攘，足有 四五百人之多，我们的朋友依旧遍天下，这是阿尔希波夫同志亲 眼见到的。
“怎么宣淼同志瘦了?”阿尔希波夫同志边走边闲聊，总想找 我们不如意的地方。
“你真是官僚主义，宣淼同志刚结婚，工作又忙，太辛苦了， 哪有不瘦的!”我半开玩笑地慢慢对答，带着一行人重又进入准 备好宴请客人的小餐厅。
宾主入席后，寒暄一阵，又共叙友情。热情的服务员斟上茅 台酒，阿尔希波夫同志忽然站起来高举酒杯歉意地说：
“高同志，过去苏联专家住在友谊宾馆，得到你们的关照， 今后苏联专家再来，你欢不欢迎?”
“请喝茅台，共祝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我即刻举杯共念祝 酒词，很明显我此刻的祝酒词，正是有意回避他的问话。
“你过去大概把高局长得罪得太厉害，惹恼他了!”阿尔希波 夫同志见我有些反常，答所非问，只是礼貌地劝酒，深感心痛， 转而训斥他的随行翻译。
“高同志，专家再来，你究竟欢迎不欢迎?”阿尔希波夫同志见我仍没任何表示，于是，干脆直截了当地对我方译员说。
“这是两党两国的事情。咱们今天只叙友情，不谈国事!请 喝酒，明天我们请你去游颐和园。”我不愿再次伤害阿尔希波夫 同志的感情，只能这样回答。同时真诚地向他提出游颐和园的邀 请。
“老朋友， 一年没见，你给我搞起外交辞令了!”阿尔希波夫 同志一下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说。
显然，话不投机，谈不下去了。我们置个人感情、私交于不 顾，视国家的尊严、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为了 尊重朋友的情谊，便宴后，主动邀请客人逛逛友谊宾馆的小卖 部，买些糖果、食品、化妆品、首饰、玩具、纪念品等，送给他 们每人一份，并准备了三份大礼，送阿尔希波夫夫妇及儿子。以 东方古国豁达的文化素养和真情厚谊对待他们，同时再次真诚邀 请他们第二天游览颐和园，晚上参加友谊宾馆组织的舞会。但是 他们均未应邀参加。
之后，外事部门安排他们去我国西部四川参观访问。
到八九十年代，阿尔希波夫同志曾多次应友协邀请，再度来 我国访问，已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还在为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友 谊四处奔波，我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他。
记得前苏联解体后，阿 尔希波夫同志已退休多年， 一次来访，外国专家局设便宴请他， 参加的人有杨放之、董玉昌、顾吉祥同志和我，席间我直截了当 地问他：“阿尔希波夫同志，不知我还能不能称呼您为同志，前 苏联解体了，不知您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因为是老朋友，我的 问话比较直率。
“这样称呼我非常高兴，我还是共产党员，苏联大使馆非常 清楚，这个身份永远不会变的。”阿尔希波夫同志望着中国同志 一双真诚的眼睛坚定地说。
“您现在生活得如何?”我非常关心老朋友的生活现状，所以毫无顾忌急切地问。
“国家每月给我10美元生活费，生活是困难些，但是我有30 多个子女，他们会支援我的。”阿尔希波夫同志非常乐观坦诚地 解释。
“我们是老朋友了，欢迎您经常回来看看，随时来我们随时 欢迎。”我们谈得兴致很高，大家轻松地表态。
“这次来，我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确富了，市场繁荣 了，而我们穷了，货架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又说：“希望你们把 苏联的高科技人员请到中国来，不然他们就会被西方国家高薪聘 请走，刚才我这番话已向姚依林同志讲过，大量技术人员流失真 是太可惜了!”
时隔多年，阿尔希波夫同志仍然关心两国的友好 合作，一再建议让俄罗斯高科技人员在中国施展才华，真不愧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接着他又诚恳地向中国同志提出：“中国是 富了，但是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中国和我国的倒爷们在中俄边 界做生意，把相互间的关系搞乱了，希望你们也管一管。”
只有 亲兄弟、真朋友才会向我们讲出这样推心置腹的话。
此文写至最后我引用陈云同志1984年12月24日在中南海 寓所会见阿尔希波夫同志时讲的一句话：
“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过去的援助，无论是革命战争时 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没有忘 记……也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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