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这怕是不行……我哪能当得了这个财政部长？”1954年6月的一天，中南海里，李先念见到毛主席，话还没说上几句，就赶紧把自己心里的不安给抖了出来。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回绝中央的好意了。实际上，这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军，身上似乎总有一种“往后退”的习惯。越是重要的担子，他越是觉得自己扛不起来，越是想让给更合适的人。这种习惯，在他看来是实事求是，但在中央领导同志们眼中，恰恰是他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两年后，当一个更大的荣誉落到他头上时，他的这种“习惯”更是表现到了极致。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一份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在小范围传阅。当李先念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时，他整个人都懵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不亚于“晴天霹雳”。他感到无比沉重，甚至有些惶恐。要知道，当时名单上一共有17位候选人，而他李先念，47岁，是里面最年轻的。更让他坐立难安的是，许多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帅，比如徐向前、叶剑英，还有像王稼祥这样的老革命家，都不在这份名单里。

这算怎么回事？把自己摆在这些老前辈的前面，李先念觉得浑身不自在。这不仅是对老同志的不尊重，传出去对党的影响也不好。那天晚上，李先念彻夜未眠。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稿纸在书桌上铺开，又揉成一团。最终，他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连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请求：“将我的名字摆上，对党对我个人都是不好的……我真心请求将我的名字删掉……”

这封信，可以说是李先念一生谦逊品格的缩影。他总是习惯性地低估自己，总觉得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这种性格，早在战争年代就已显露无遗。时间拉回到1942年，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当时中央决定成立鄂中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斗争，点名要李先念担任书记。这可是个总揽全局的要职。可李先念接到电报后，连连推辞，回电中央，说自己能力有限，希望另择贤能。

中央的态度很坚决，回电要求他不要推辞。华中局的陈毅同志也专门来电，鼓励他要当仁不让，挑起这副重担。后来，党政军委员会取消，中央又任命他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李先念还想推，他觉得当时主管地方工作的陈少敏同志和部队的任质斌同志都比自己强，希望在他们二人中选一个。最后，还是边区党委的同志们联名致电中央，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这件事才算定了下来。

事实证明，中央的眼光是准的。李先念主政后，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根据地迎来了大发展，成了插在敌人心脏地带的一把尖刀。他不是没能力，只是习惯了把荣誉和位置先让给别人。

建国后，这种“谦让”更是成了常态。他主政湖北，兼管中南几省的财经工作。那会儿，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烂摊子，经济凋敝，市场混乱，投机倒把横行。李先念一个带兵打仗的，对经济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他有股子韧劲，不懂就学，不会就问。他深入基层搞调研，硬是把中南地区的经济形势稳住了。

他的出色表现，被当时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看在眼里。1954年，中央要调整国务院班子，急需一位得力的财政部长。陈云第一个就想到了李先念，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举荐。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李先念先是跟陈云说自己干不了，又跟时任财政部长的邓小平说自己是外行。邓小平笑着劝他，自己过去也没搞过经济，不也是一样干？

可李先念还是坚持，这么重要的“钱袋子”，交给他这个门外汉，他实在不放心。最后，毛主席亲自出马。他看着眼前这位态度坚决的爱将，没有长篇大论地讲道理，而是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了一句：“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那我只好把孔祥熙、宋子文请回来，让他们干好了。”

这句话分量极重。孔、宋是国民党时期的“财神爷”，把国家财政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主席这么说，既是激将，也是信任。意思是，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他们？这一下点醒了李先念，他不再推辞，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接下财政部长的担子，李先念深知自己肩上的分量。他给自己立下军令状，用半年时间，把领袖们关于经济工作的著作和相关文件全部读完、读透。他把每一次财经工作会议都当成学习课堂，虚心向与会的专家请教，一个问题搞不懂就反复问，直到弄明白为止。他还经常拉着财政部的下级干部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只要是内行，就是他的老师。

不得不说，正是这种“把自己看得很低”的学习态度，让李先念迅速成长起来。他很快就从一个财经“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开会作报告，各种经济数据脱口而出，分析问题鞭辟入里。连毛主席都曾高度评价，说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也有“四大名旦”，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全军大授衔，以李先念的资历和战功，本可以授予大将军衔。毛主席找他谈话征求意见，他想都没想就说，自己已经到地方工作了，什么军衔都不要。主席笑着问他，那红四方面军总得有个大将代表吧，你看谁合适？李先念思考片刻，推荐了王树声同志，认为他无论从资历还是贡献上看，都最合适，不会有争议。

所以，当1956年他再次请辞政治局委员时，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完全是他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当然，中央最后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中央回复他，这个结果是全体中央委员选举产生的，是党对他革命生涯贡献的肯定，更是把他作为从红四方面军走出来的重要代表人物来考虑的。这下，李先念才无话可说，接受了任命。

后来，古巴的切·格瓦拉访华，毛主席在接见时，指着身边的李先念风趣地对格瓦拉说：“我们当初也是缺少经济人才，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效果还不错嘛！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钱袋子管得很好！”这番话，无疑是对李先念这位“谦虚的财神爷”最好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