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施剑翘放下笔，看着桌上那封长达万言的信，对身边人叹了口气：“这封信要是能到毛主席手里，我的冤屈，或许就有个说法了。”此时的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名动天下的女刺客，而是一位因家庭成分问题，生活陷入困顿的普通妇人。这位曾经以一己之力撼动整个时代的奇女子，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后半生，会以这种方式与共和国的领袖产生交集。
说起这桩恩怨的源头，还得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个乱世。1925年，直奉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江淮大地。施剑翘的父亲，时任山东军务帮办的施从滨，本不想卷入这场军阀混战。他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将，早就看透了这些打打杀杀的虚名。可架不住上司张宗昌的再三威逼，只能硬着头皮南下，对阵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结果，老将军兵败被俘。
胜败乃兵家常事。战场上被俘，大不了一死。可孙传芳偏偏要用一种极具侮辱性的方式，将其枭首示众，头颅高悬于蚌埠车站，旁边还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暴尸三日。不得不说，孙传芳这一手，干得忒绝了。他或许是想杀鸡儆猴，震慑对手，但他没料到，这残忍的一幕，为一个弱女子心中埋下了十年不灭的复仇火焰。
得知父亲惨死的消息，年仅二十岁的施剑翘，当时还叫施谷兰，悲痛欲绝。她先是把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可这位堂兄在张宗昌手下当了官，反倒劝她放下仇恨，说什么“时代变了”。施剑翘心寒至极，一封绝交信，从此兄妹情断。后来，她嫁给了父亲的旧部施国宪，唯一的条件就是为父报仇。可婚后丈夫屡屡食言，百般推脱。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施剑翘彻底明白了，这血海深仇，只能靠自己。她毅然与懦弱的丈夫决裂，将自己的名字从“施谷兰”改为“施剑翘”，意为“倚天抽剑翘首望”，并将两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改为“佥刃”和“羽尧”，合起来便是“剑翘”。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改名，这是一份用血泪写成的复仇誓言。
此后的十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十年。她放下了大家闺秀的身份，忍受着缠足的剧痛练习枪法，四处奔波，打探孙传芳的行踪。试想一下，在那个年代，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女性，要完成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间要克服多少困难，经历多少心酸。她就像一头潜伏在暗处的猎豹，耐心地等待着致命一击的机会。
机会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这天来了。退隐天津的孙传芳，成了津门居士林的理事，每周三、周六都会去诵经。施剑翘摸清了这个规律，提前潜伏。当孙传芳背对众人跪在佛前时，她悄然拔出勃朗宁手枪，三枪连发，枪枪毙命。大仇得报，她没有逃跑，而是从容地散发自己早已写好的《告国人书》，平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
这桩刺杀案，轰动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施剑翘。冯玉祥、李烈钧等社会名流纷纷出面为她奔走呼吁。民众称她为“女中豪杰”、“孝烈女郎”。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在1936年10月下令特赦。一个民间女子，因“孝”杀人，最终竟能得到法律的宽恕，这在中国司法史上也算是个奇迹了。
出狱后的施剑翘，投身抗日洪流，积极参与救亡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她结识了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并对我党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她更是毫不犹豫地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用实际行动支持着这个崭新的国家。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跟她开玩笑。1955年，由于她的堂兄施中诚去了台湾，复杂的家庭背景让她在政治审查中受到了怀疑，生活也因此陷入困境。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走投无路的施剑翘，写下万言书，托人转交给毛主席。
毛主席很快就看到了这封信。他不仅派人送来了200元生活费，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更是在第二个月又送来200元，并亲自批示，安排她担任北京市的特邀政协委员，每月有了120元的固定工资。这份来自最高领导人的关怀，让施剑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有意思的是，晚年的施剑翘，这位在佛堂里手刃仇敌的女子，最终自己也皈依了佛门，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当她得知毛主席对佛教文化也颇有研究和尊重时，竟大胆地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表达感激之情，还直言不讳地写道：“您是伟人，样样都好，只不信佛，是您一生最大的遗憾。”
这句看似“大不敬”的话，恰恰反映了施剑翘那份独有的坦荡和真诚。她的一生，敢爱敢恨，敢作敢当。从为父报仇的烈女，到支持新中国的爱国人士，再到最后直言劝谏主席的佛门弟子，她活得真实而又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她和军统戴笠关系匪浅的传闻，更是无稽之谈，不过是后人因其名气太大而产生的附会罢了。1979年，这位奇女子走完了她80年的人生旅程，但她那段交织着家仇国恨、个人信仰与时代变迁的往事，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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