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帅里，梁兴初中将的知名度很高，甚至比一些上将还要高。毕竟在他担任军长之际，38军打出了“万岁军”的威名，他也被誉为“万岁军军长”。

从朝鲜回国以后，梁兴初继续得到重用，在1967年这个敏感的时节还出任了成都军区司令员，执掌一个大军区，从中能看出中央对他的信任。

可是，短短5年后，梁兴初就遭遇巨大波折，被下放劳动8年又安置在太原2年，直到1981年10月才重回北京，这是为何呢？原因就在于受到了原四野司令员的影响。

其实自建国后，他与四野司令员的来往并不算多，飞机出事不久毛主席找他亲谈时，还笑着说出过一句保护的话，秘书听后高兴地说：这是在帮你开脱啊。

既然如此，为什么梁兴初又比其他受波及的将军更难过呢？一切还得从1970年说起。

1970年夏，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对很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比如陈夫子抛出的“天才论”、要不要切核心职务等。

分组讨论前，西南组的召集人吴中将让梁兴初及第三政委谢家祥谢家祥到他的住处坐坐。见面后，吴说：“我们是老同志，要表明态度，希望设立核心职务，让毛主席继续担任。”

梁兴初和谢家祥并未多想，觉得由毛主席来领导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后来在小组会议上就发表了支持设立的言论。

但，毛主席本人对于职务设立一事是持否定态度的，吴中将的深层意义也是要帮别人铺路，梁、谢的发言就有些不合时宜。

并且在会议结束后，梁兴初将四野司令员会上做的动员“讲话“抄了一份，带回成都后，进行过一些扩散，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是后来种种波折的源头。当然，这一切没有立即发酵，直到1971年。

这年9月14日，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突然通知梁兴初：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人跑了，军区接到通知加强战备，你多留意部队。

正在招待所疗养的梁兴初闻讯连忙返回岗位，但是这没头没尾的话让他完全搞不清情况。当初第一个发言的是陈夫子，不早就被处理了吗？整风了这么久，人还能跑哪里去？

就算他跑了，也不需要如此兴师动众啊，远在西南的成都军区为什么要因一个身在北京的文人而加强战备？

思来想去也没个结果，梁兴初就决定打个电话给总参询问情况，他倒是联系上了总长黄上将，询问了一句：“听说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人跑了？”但黄上将只是机械似地回复：“是，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人跑了”，说完就挂了电话。

这搞得梁兴初依然摸不着头脑，又询问铁道兵政委宋维拭。宋说：“我刚吃了安眠药，吃得有点多了，头痛得很。”还没等梁兴初听到一个结果，电话里就传来“嘟嘟嘟”的忙音。

梁兴初叹了口气，明白必然是发生了大事，可究竟大到什么程度，他还是一头雾水。政委张国华肯定知道，但对方既然没主动说，问也不会有结果，梁兴初只好忐忑地等待。

10天以后，他终于从中央文件上得知了什么事件，整个人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他没有参与过相关，心里也就不是特别紧张。

同年10月27日，梁兴初、张国华、李大章等人接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他们先汇报完四川的工作，接着重点是梁兴初说明当初的情况。

梁兴初如实讲述了西南组的情况，并表示建国后与四野司令员私人性质的交往只有两次。

一是1967年自己刚刚调到成都军区，毕竟是老首长，自己新官上任也需要得到中央层面的大力支持，就去了四野司令员的住处。

他并非单独前往，而是跟政委张国华同去，四野司令员接待他们时比较客气，给他们沏茶时说：四川有些乱啊，本来我们还不放心，现在有你们两个，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个“我们”，指的是四野司令员与毛主席，在大运动期间他说话习惯如此。

简单聊完公务后，梁兴初就跟张国华离开了，没有私下的串联密谋。这件事只要找张国华一问就能清楚结果，梁兴初没必要撒谎，也撒不了谎。

另外就是有次去北京开会，四野司令员请很多老部下看电影，梁兴初也在其中。在影院门口，四野司令员跟大家一一握手，梁兴初坚称自己也只是握了一下手，没有其他交流。

此事周围人不少，找几位来互相印证一下就能了然，梁兴初也没理由作假。

至于飞机失事前后，梁兴初说自己毫不知情，还是过了10天才从文件上获悉的。

前来询问的干部对于梁兴初的回答不置可否，只是让他先回宾馆，但外面很快就传出风言风语，认为梁兴初必然是关系亲密才能“喝过他的茶”，抓着这点上纲上线。

梁兴初百口莫辩，只能焦急等待上级领导的调查结果。11月13日，接替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派人通知梁兴初，毛主席准备次日晚上找他谈话，要做好准备。

到了接见时，叶帅第一个开口：有人说梁兴初当初到成都就是去夺权的，这不对。梁兴初到成都，是我向毛主席建议的，是毛主席点的将。

有了这个好的铺垫，梁兴初的紧张消散不少，随后又讲述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

毛主席听后评价道：谁都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当时就算举了手也不能说是“同伙”嘛。鲁迅曾对曹聚仁说‘喝了他家的茶，就是他家的人’。但是梁兴初喝了他的茶，也不是他的人嘛。

梁兴初对鲁迅那段典故不甚了然，但“不是他的人“这句话倒是听得清清楚楚，回去他跟秘书岳广运说起这件事，岳广运很激动：毛主席这是明摆着帮你开脱啊！梁兴初也很高兴，以为自己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后来还是有波折。

11月15日，梁兴初一行从北京回到成都。次日张国华的秘书就通知他到金牛坝开会。金牛坝是省委高干招待所，梁兴初本来以为也是总结一下，没想到会议很快变成党委扩大会，主题是解决所谓的梁兴初存在的“问题”。

当时很多人向梁兴初发问：是怎样“上了贼船”？为什么要搞“串联”？为什么捂盖子？为什么调走原警卫营，又给新警卫营发武器？为什么还要给黄上将打电话等等。

梁兴初认真检讨工作中的失误，但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阴谋行为。可惜，他在中央过了关，在军区反而卡住。

种种“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1972年2月21日，张国华因心脏病发抢救无效去世，梁兴初一方面痛惜老战友，一方面也是觉得很多事情没人帮自己作证了，郁郁之下，他也在2月26日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北京301医院治疗。

奈何关于他的事情并未结束，3月下发的〔1972〕14号文件中，梁兴初、成都军区第二政委陈仁麒、谢家祥都被定为“上了贼船”。梁兴初9月出院后就被下放到山西省太原市义井化工厂。

在这里，他一直生活了8年，直到1979年才解除劳动，又被安置于太原生活。虽然恢复了一定自由，但梁兴初头上还扣着“帽子”，为了能恢复清誉，他开始四处奔走。

由于他当初的做法和位置非常特殊，组织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多次开会讨论。

担任过成都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说，当初关于梁兴初的材料他也看过，文件是摆满了几张桌子，但没有一份明确到底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应该重新审定。

有些干部却反对，认为先前已经给梁兴初做出实质定性，就不宜再平反了。就在僵持不下之际，中纪委主要负责人黄克诚开口了，直言当初说梁兴初是反革命，但梁兴初为革命负伤九次，好几次都差点牺牲，怎么可能存在为了革命不要命的“反革命”。

其他人一想觉得黄老说得很有道理，又见他态度坚决，就不再出声反对。1980年11月，组织通知梁兴初一家前往北京。

梁兴初妻子去成都军区收拾东西时，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让梁家人放宽心，并拿出一份报告来。

最后一句是“中央鉴于梁兴初未参与阴谋活动，有政治错误，但本人认识错误态度较好，梁兴初在战争时期有卓越贡献，考虑到当时历史条件，决定免除党内外一切处分，按大军区正职待遇。”

这个“错误”，主要说的还是1970年梁兴初的支持态度及会后抄写“讲话”并扩散。他是无心之举，但也确实有一定影响，所以梁兴初对中央的新定性较为满意。

几个月后，梁兴初抵达北京，叶帅曾想让他担任济南军区或沈阳军区的顾问，也是大军区正职待遇。

梁兴初却直言自己的身体状态以及长期脱离一线，不适宜再留部队，只想生活在北京，毕竟这里医疗条件好一些，如果有时间，就再写写回忆录。

组织问他有什么要求，梁兴初也没想自己，说：我现在恢复名誉了，但成都军区原副参谋长李忠信、张静波等人都被我牵连，他们还没得到平反，希望军委能考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在他的努力下，上级指示有关人员迅速甄查，那些同志陆陆续续得到平反。1985年10月5日凌晨，一代战将梁兴初因心脏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