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的诗人冯至
文 | 李辉
初次见到冯至先生时，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儒雅、朴实、敦厚的样子，这是一位在“五四时代”被称作抒情诗人的诗人冯至。
冯至，原名冯承植，一九〇五年生于河北涿州。一九二三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学团体浅草社。一九二五年和杨晦、陈翔鹤、陈炜谟等成立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半月刊和《沉钟丛刊》。
一九三〇年留学德国先后就读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一九三五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冯至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人们熟悉他的这些诗句：
“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从你身边流过，你无心从你彩霞般的影儿，投入了河水的柔波。”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
一九八六年秋天我到冯至家里看他，请他在我买的《冯至诗选》扉页上题写这样一句诗：“功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
《冯至诗选》封面
冯至签赠
抒情而不恣情，凝练而不怪异，这大概与冯至性情温和有关。我的印象中，他待人热情，但又让人感到有所节制，说话也很注意把握分寸。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家里，他总是显得稳妥周到，似乎还有某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谨慎。
我没有看到过他过分激动过，或者言语中带有锋芒。他年轻时的性情是否就是如此，我不知道。也许是在德国留学时受到的熏陶，或者后来岁月的磨砺。
前些年，冯至先生的女儿冯姚平大姐发来一张老照片，是冯先生一九四七年左右与几位朋友的合影，她请我帮忙辨认。经大家确认，照片左起依次为：沈从文、杨振声、格温（萧乾当时的英国妻子）、冯至、萧乾。合影大概拍摄于北平的一次聚会，与著名的《新路》杂志筹办有关。
《新路》杂志由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创办，当时被认为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著名刊物。萧乾于一九四六年从英国回到国内，在上海担任《大公报》社论委员会成员和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他回忆说，在此期间，他曾应邀到过北平一次，参加《新路》的筹办。
据此推断，这张合影应拍摄于此次聚会。萧乾还说，后来他听从杨刚等左翼朋友的劝告，未再参与《新路》的编辑工作。不过，尽管没有编辑《新路》，萧乾在《大公报》发表的系列社评，与之相呼应，自然仍被视为“第三条道路”的一个重要人物而受到过批判。
一九八五年，在撰写萧乾传时，我查阅《新路》，发现主要编辑人员中有冯至，便写信请他回忆有关史实。他在回信中写道：
李辉同志：
收到25日来信。前后寄上两篇短文，不过是兴之所至，随便写写，什么时候发表都可以。第一篇文章题目我想改为“未趣与没趣”，文章最后两个字“征兆”，请改为“迹象”。
你问的那两件事，我回答如下。
1、1935年9月底到1936年7月初我在北平，不满十个月，朱光潜家里的读讨会可能在我从德国回北平以前就存在了。我在北平时到他家里去过两次，与会者人数不定，我记得有梁宗岱、朱自清、沈从文、罗念生等人，还有北大、清华的学生。会上诵读中国诗和外国诗，也谈些诗以及文艺上的问题。
2、关于《新路》，当时我不明白它的性质。解放后，读到毛主席写的几篇批判美国国务卿白皮书的文章，才认识到《新路》的出版正符合美国要在中国培植一些自由主义分子的企图。当时它受到指责是应该的。《新路》的产生，萧乾同志会知道得更清楚，因为在1947年底，是萧乾和钱昌照到我家里，约我参加《新路》的。他们曾对我说，《新路》既不反苏，也不反美。杂志的文艺部分，不是由我编辑，可能是杨振声担任，因为我的文章都是交给他发表的。我在那刊物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杜甫传》里的一章，一篇是《西郊听飞机声有感》。后一篇当时解放区曾广播过，北平有人听到，后来我选入《冯至诗文选集》（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
过去的历史是客观现实，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蒙问及故如实奉告。
问好！
冯至（1985年)11月28日
我相信冯至的回忆是真实的。但是，我却又感到不能满足。后来，我去看他，说到了这一想法，他只是微微一笑，话题就转开了。
不过，他在信中的另外一句话，却令我久久难忘，回味至今：“过去的历史是客观现实，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可惜的是，他没有写下更为详细的回忆录，历史便不得不留下一些空白。
我有时觉得冯至在谈到往事时，还是有所顾虑。或者说，即便在八十年代，他似乎还没有从多年的政治运动余悸中走出来，不愿过多地谈论曾经被非议被指责过的一些经历。即便谈到，也尽量注意分寸，远不像其他一些同辈文人那样轻松自如。
沈龙朱先生来到蓬蒿剧场，将他画的冯至、胡也频等肖像送给我。沈从文一九二三年到北京，就认识了诗人冯至。
和冯至接触，我总是感到他的亲切。有一次，我买来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觉得只有中文序列索引，而没有英文索引，查找起作者或者作品来十分不便，作为介绍外国文学的工具书来说，这应该是个欠缺。
冯至是这套书的主编，我在写信时顺便向他提了这个意见。没有想到，几天后，老人就给我回信：
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时比较仓促，缺点不少，很不理想。你的建议很好，现在中国出版界问题很多，一本书出来了，难得再版；纵使再版，也难以容许改正或补充。但是我重视你的建议。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
可敬可爱的谦恭长者，总是不会令人忘记。
冯至在新诗发展和文学翻译上，都曾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读他的诗，读他的翻译，总能听到那些美妙的回声。
冯至先生一九八五年底，写来缅怀老舍先生的文章，题目为《红樱桃与“红娘子”》。
有一次，老舍请冯至和几位朋友到他家吃晚饭。饭前，他让我们看收藏的齐白石老人的几幅画。冯至看过之后说，越看越眼馋，问老舍能不能请白石老人为我画一张。
几个月后，老舍来到北京大学：
过了几个月，老舍因事来北京大学，随后到我家里，腋下夹着一轴画。我喜出望外，这是老舍给我带来了怎样一件宝贵的物品。我请他坐下，把画接过来，立即悬挂在对面的壁上。画面约三尺长，挺拔的枝条下垂着三个大小不一的藤黄色的匏瓜。
老舍望着画向我说，白石老人作画时，他在案旁，画完后他趁着老人题上款时，向老人说了说我是怎样一个人。老人听了很高兴，又提起朱笔在一个匏瓜上点出一个鲜红的小甲虫。老舍指着红甲虫说：“这小虫俗称红娘子，它非同小可，能使这幅画增加一倍的价值。”的确，一个藤黄色的匏瓜上有了这么一点红，全画都显得格外出色。老舍不仅为我求得了这幅画，还装裱好了送给我，我对他感戴的心情不是用语言所能说得出的。
我记得画的下款是“九十三岁白石”,据此推算，这应该是一九五五年的事。此后这幅画有时在壁上悬挂几个月，有时我又把它卷好收藏起来。每次我重新打开画卷悬挂时，那“红娘子”总是焕发着夺目的光彩。这样过了十一个年头。
（《红樱桃与“红娘子”》，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冯至后来写道，“文革”期间一批红卫兵来到他家，将这幅画和另外一些心爱的艺术品都被撕掉了。文中写到，那时自己心中的痛苦，不是语言所能说得出的……
对老舍先生，冯至一直不能忘怀。“老舍先生送给我这幅画的深情厚谊和言谈动作，我却永远不会忘记。”
冯至先生一九九三年米寿那年去世，也是高寿之人。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727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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