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战国时期才出现“数术”中的“方技”,截止到西汉时期才开始出现完整的“数术”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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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都对“数术”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大致的内容进行了叙述,随后刘歆《七略》将《数术略》正式纳入了图书目录的范畴之中,这也表明了“数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重要地位。
而在之后撰写的《汉书》、南朝宋人范晔撰写的《后汉书》中(注: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中大部分内容都在谢承《后汉书·方术传》有所记载),专门设置了《方术列传》,对“数术”的范围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叙述。
但谢承的《后汉书方术转》由于散佚较多,因此无法窥其全身,而陈寿的《方技传》则对华佗、朱建平、管辂的事迹进行了记载,将医术、相术、筮占等纳入了“数术”的范畴中,但在《三国志》所陈述的“数术”事迹中,只是简单的对上述人物的事迹进行了罗列,未总结出“数术”的概念,而后世最近的对“数术”概念进行阐述的古本为南朝宋人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王德华认为,范晔的《后汉书·方术列传》来自于谢承的《后汉书·方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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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用孔子的评价来开宗明义,认为君子之道必须要学会卜筮,范晔认为,数术中的卜能够定吉凶祸福,作出判断、实现天人沟通,决断吉凶祸福。
如上所示,在南朝时期的社会学术背景下,范晔的视野将“数术”的发展分为了以下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当时的科学思想的发展水平下,部分现实生活中的发生的怪诞之事不能用常理解释,故而要“封其图文,藏于内府”。
此外,由于前代(即南朝宋之前)的典籍中常有不符合常理的记载,因此认为“封滕于瑶坛之上”为一个合理的做法(引周公以身祷“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
第二阶段,范晔认为,第二阶段的方术内容已经逐渐发生变化,“数术”的解释由之前不可言明之物逐渐有了清晰的范围,将其固定到了“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几个方面,而关于“河洛之文,龟龙之图”,《后汉书》中有注文,但是在注文中,只反映出了河图与洛书的出处,但是未对其具体指的是什么进行阐述,笔者查阅了时人的的笔记,也没有细致的阐释,但在《隋书经籍志》中找到了河图洛书的大致范围。

因此,结合《隋书》,与《隋书》提到的《汉志》,可以将河图洛书归为“数术”中蓍龟、五行的范围,而箕子之术指的则是“数术”中的五行,师旷之书则指“数术”中的杂占,但纬候之部、钤决之符则没有明显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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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种类型的“数术”能够以事件的形式体现在传记中,用于天人沟通,验证人事。
第三阶段,根据《后汉书》来进行“数术”发展的阶段划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数术”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进行演化,其所含的门类众多,但总体上都是《艺文志》中“数术”的传承与变形,而不同阶段的发展也有不同的特点。
如第一个阶段为圣人之学;第二阶段则具有“时有可闻”的特点,“数术”所自带的神秘性也在逐渐消退;第三阶段的“数术”已经逐渐平民化,最终的目的是用来“以效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