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苏联传奇特工理查德・佐尔格肩负着特殊使命，从莫斯科辗转抵达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成为他谍报生涯的关键一站。他踏入素有“远东第一楼”之称的和平饭店（原名华懋饭店），谁能预料到，他将在这里编织出一张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情报大网。
佐尔格以德国著名记者的身份为掩护，迅速投入到紧张的情报工作中。彼时的上海，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是情报活动的绝佳舞台。他的任务艰巨而多元，不仅要深入剖析南京政府的社会政治结构、军事力量，研究其内政外交政策，还要洞察各国尤其是日本对苏联的态度，以及列强在华的军事部署等关键信息。
在上海，佐尔格组建了赫赫有名的“拉姆扎”情报组。这个情报组宛如一个神秘的国际联盟，成员来自9个不同国家，包括苏联人、德国人、中国人、日本人等。在这个团队中，更有多位中方成员成为佐尔格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为情报工作的开展立下汗马功劳。
和平饭店有“远东第一楼”之称， 佐尔格曾在此进行情报工作（张春海摄）" src="http://dingyue.ws.126.net/2025/0818/3a8854daj00t16ebo001md000hs00bog.jpg"/>
张文秋便是其中之一。张文秋回忆录中记载，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带着张文秋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宾馆门前，“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周恩来介绍：“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佐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他又对佐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同志（张文秋）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后来，在佐尔格指示下，张文秋与吴照高以夫妇身份租下法租界一幢三层小楼，开展情报工作。“从周恩来与佐尔格的密会可知，两人非常熟悉，拉姆扎小组的中方成员，很可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调配下加入的。”苏智良说。
刘进中也是“拉姆扎小组”的重要成员。1930年，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他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后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引荐，化名“方文”协助佐尔格开展工作。在佐尔格的领导下，他先后帮助佐尔格进行翻译、剪报等工作，一步步成长为出色的国际特工。
刘进中手稿。
刘进中的突出贡献是“牛兰夫妇”营救案。在中共上海党校副教授沈伟的手中，我们看到了刘进中晚年的回忆手稿。里面记载，1931年，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负责人“牛兰”被捕，共产国际委派佐尔格组织营救行动。在佐尔格的安排下，刘进中成功探听出牛兰的真实下落，并从狱中带出了牛兰的亲笔信。
此后，“牛兰事件”见诸媒体，公众对国民党当局秘密关押国际进步人士的抗议一浪高过一浪。内外压力下，当局只能对牛兰夫妇进行公开审判，后减为无期徒刑。1937年，牛兰夫妇成功越狱返回苏联。
“这项政治情报斗争的事例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感到作为一个情报员所参加的工作对革命事业有那样大的价值，是我未曾想象到的。我与情报工作生死与共的感情，从这时起就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也正是这件事，使刘进中完成蜕变，成为无数个“共产主义战士”的一员。
时光流转至1941年，苏德战场局势剑拔弩张。德军调集重兵，向苏联首都莫斯科发动猛烈进攻，莫斯科危在旦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拉姆扎”情报组从远东传来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日本将向太平洋方向发动战争，而非苏联方向。这份情报如同一颗定心丸，让斯大林果断决策，放手从远东地区抽调10个精锐师，千里驰援莫斯科。在炮火纷飞中，德军凌厉的攻势终于被遏制，被迫停下前进的脚步。
这一转折意义非凡，成为二战苏德战场的重要转折点，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份改写历史的情报，正源自佐尔格在上海组建的“拉姆扎”情报组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与卓越洞察。
百年时光匆匆而过，和平饭店往昔的谍影早已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佐尔格与“拉姆扎”情报组的故事，尤其是那些中方成员的英勇事迹，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海报设计：王晨
原标题：《别只看佐尔格！地下战场里，中国特工也是撬动历史的 “关键棋子”》
栏目主编：杜晨薇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肖彤 牛益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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