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论语，至第五篇公冶长。首条语录是关于夫子如何择婿，原文如下：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换成今天的白话文，夫子说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公冶长）。他虽然被囚禁在监狱之中，但这不是他的罪过，后来，夫子果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夫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勇武者有之，富贵者有之，贤能者有之，服刑者亦有之。应该说，孔子虽不得志，但有志成为孔子东床快婿的人，应该不少，而孔子的选择，亦不少。

但夫子最后选择了终生不仕，出身寒微，且坐过牢的公冶长，作为他的女婿。当然，公冶长也位列七十二贤，不过排名靠后。史载此人虽自幼家贫，但勤学书礼，通鸟语。鲁国国君多次聘请他为大夫，他都辞而不应，致力于夫子的遗志——教学育人。

鲍鹏山老师说，这就是孔子超越凡人之处。他不计较一个人是否服过刑，能主动把女儿嫁给一个服过刑的人，超越了很多凡人的观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夫子对致人冤狱的官方意志的蔑视，以及对敢于反抗之人的肯定与鼓励。

在夫子看来，被关在监狱里的人，并不代表他真的都有罪过，也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这一点，在最近的胖东来招聘“刑释人员”的回应中，也得到了某种共鸣。

胖东来第一次公开招聘20位刑满释放人员，当然，也是有条件的招聘。学历是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35周岁以下，刑期在十年以下。据报道显示，20个招聘指标，收到了30份简历。

此招聘信息一出，引来四方关注。于是乎，胖东来特意做出回应，称招聘刑释人员，一方面是基于人性的善良和美好，希望各个群体的人们都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能让每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另一方面，那些曾经犯法的人，其实在接受刑罚之后，已经是平等的合法公民。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拥有再次融入社会、具备相应的美好生活的能力。

关于此举，众说纷纭，点赞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有人说这是进步，也有人说这是对刑释人员的歧视——无需特别注明服刑记录。

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值得肯定与鼓励的事情，有益社会。

在中国律法的现状中，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仅限于未成年人，而且是有条件的封存。根据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可见，犯罪记录封存的条件是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刑罚低于5年，两者缺一不可。

犯罪记录对一个公民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不言而喻。有人说任何一份能匹配五险一金的工作，基本都要求“无犯罪记录证明”。从某个角度而言，一旦个人被定罪量刑，基本上意味着他被“打入另册”，沦为“三等公民”，人生轨迹从此发生彻底性改变，即便最后被翻案，认定无罪。此种案例，从未断绝。

早些年，犯罪之王，即犯罪人数最多的罪名是盗窃罪，近些年，盗窃罪失去了王座，“醉驾”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而很多“醉驾”本身的后果，往往低于犯罪记录带来的次生后果。为了躲避酒精检测，有人选择顶包，有人选择开车逃跑，也有人直接跳河身亡。无他，对很多有着正常职业的人来说，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职业生涯基本宣告中断。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周光权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两高”报告最近10多年来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刑事犯罪总数为120万人左右，其中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罪罪犯占85%。目前累积的轻微罪罪犯，总数至少在1000万人以上。

注意，这还仅仅是十年间的数据，如果再往前统计十年，数据难以想象。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将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视为高危人群；用人单位对其拒绝录用，刑满释放人员再次犯罪数见不鲜，也使社会充满风险。此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当前，轻微犯罪记录对涉罪人员的亲属也会产生“连坐”等影响，如有的地方出台规范性文件，对涉罪人员的配偶、子女等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等方面权利进行限制等等。

有鉴于此，包括周光权教授在内的法学界人士，提出设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一建议也被纳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应当说，尊重人权，包括尊重服刑人员的权利，也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

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90后工程师、高校老师、执业律师的思想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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