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在新中国成立后，得知女儿国瑛的事业稳定且有所成就，便专程乘火车到北京探望女儿。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董竹君母女都在北京的消息，于是特地邀请他们在周末晚上一起共进晚餐。
董竹君母女听到这个消息后，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期待。在这一天的下午，董竹君在家焦急地等待。眼看就要到总理家的时间，她赶紧给女儿打电话，让她赶紧回家。
等到他们到达西花厅时，董竹君母女已经迟到了十几分钟，但邓颖超夫妇还是热情地出来迎接。这场聚会的气氛非常和谐，饭桌上没有丝毫的官僚气息。
简单攀谈几句后，邓颖超夫妇便郑重地对董竹君说：
周总理向董竹君敬酒致谢，接着对国瑛说：“你们一家两代人都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父亲是副总督，母亲是锦江饭店老板，女儿是八一厂制片厂的创始人。”
这句话让屋子里的人们都喜笑颜开。董竹君是谁？周总理为什么特别宴请她和女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董竹君的传奇一生和故事。
在1935年3月，上海华格臬路上的一家名为“上海锦江川菜馆”的饭店正式开业。当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滩的头号人物杜月笙和杨虎还亲自前来捧场。
这所饭店之所以能让上海滩的黑白两道人物都齐聚一堂，仅仅是因为饭店的主人就是董竹君。董竹君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饭店老板，还是一个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在锦江饭店，一位名叫董竹君的女子于1900年2月14日呱呱落地。她的童年生活并不富裕，父亲董同庆是江苏南通人，母亲李氏是江苏吴县人，两人都在上海以拉黄包车和做零工为生。
然而，尽管他们日夜辛勤劳作，家中仍然贫穷困苦，生活艰难。在贫病交加的环境下，董竹君的弟弟和妹妹先后夭折，只有她这个小名叫“阿媛”的聪明漂亮的小姑娘幸存下来。
为了能让阿媛接受教育，勤劳的母亲在帮工之余将破旧的小棚户打扫得干干净净，阿媛尽管一年到头难得穿新衣服，但总是清清爽爽，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皮肤白皙无瑕，长相清丽出尘。
邻居们还给她取了个别名“阿媛”，从此，这个名字便成为了她的代名词。
在阿媛十岁那年，天降横祸，父亲因伤寒无法继续拉黄包车。长期的病痛折磨使原本贫困的生活更加艰难。家中能够变卖的都已经卖光，能够典当的也都当出去了，但父亲仍然卧床不起。
无奈之下，只能借高利贷来筹集300大洋的医疗费用。然而，当父亲病情好转时，他已经瘦得骨瘦如柴，几乎没有力气行走。
因此，董家的生活仍然需要依赖借款来维持，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困难。 为了偿还高利贷，父亲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将董竹君以300大洋的价格卖给“长三”堂子做“小先生”，期限为三年。
当时的“长三”堂子是上海最豪华的妓院之一，富有的客人在这里饮酒赏花，打牌赌博，每人需要支付三份银子。加上每年的端午、中秋和春节结算，被称为“长三”。
而“小先生”则是专门为客人唱歌、陪酒的年轻女子，她们还未成年，只为客人表演戏曲和陪伴饮酒。
在“长三”这样的高级妓院，才能享受到“小先生”的待遇，而那些普通的妓院，如“咸肉庄”和“花烟间”，则无法提供这种服务。
因此，年仅13岁的阿媛别无选择，只能在学了半年唱戏后，顶替杨兰春的艺名，开始了她的卖唱生涯。可能是老鸨的宣传策略奏效，第一天在小杨兰春名下，就收到了超过预期的30多张局票，于是，她被精心打扮得美丽动人，由随身阿姨陪伴，乘坐豪华黄包车，从一个地方唱到另一个地方……这个意外的“开门红”，使小杨兰春迅速走红，身价倍增。
然而，这样的成功背后，却隐藏着无尽的辛酸和疲惫。每场演出后，她总是腰酸背疼、嗓子沙哑，回到房间后累得连动都动不了。
第二天，她依然要精神饱满地赶场表演，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不易。
在痛苦中流逝的时间，就像一座望不到顶的山，越来越重地压在阿媛那颗破碎的心上。那时，辛亥革命刚刚落下帷幕。"
长三"堂子里不时会来一些革命党人，与普通客人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会整天与妓女混在一起，而是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彻夜长谈。
其中，有一位叫夏之时的四川人，看上去大约二十五六岁，身材高大，眉眼清秀，目光炯炯有神，姿态英俊，性格豪放。
他一见到阿媛，就被她那忧郁、美丽、温顺、善良的气质深深吸引。因此，他几乎每天都围绕在阿媛身边，对她深感同情，并经常鼓励她多读书，了解国家大事。
经过多次心贴心的交谈，阿媛了解到了夏之时的身世。原来，夏之时就是当时的四川省副都督、革命总指挥。夏之时，四川合江县人，曾在日本东斌学校步兵团学习，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夏之时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他以新兵军官的身份参加了起义，并在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担任副都督。他的勇敢、热情和热忱深深吸引了阿媛。
在孟阿姨的帮助下，夏之时向老鸨提出赎出阿媛的要求，但心狠手辣的老鸨开口就要3万大洋。阿媛坚定地拒绝，并开始“罢工”：不吃、不喝、不梳洗、不起床，只是哭，无论有多少堂差和局票，一概拒绝。
这是一段才子佳人的感人故事，充满了爱情和勇气。
老鸨为了保护她的摇钱树，派了一对男女看守阿媛，阿媛聪明机警，假装屈服以麻痹看守。当她成功地逃出时，她迅速赶到了夏之时所在的旅馆，两人在那里举行了闪电般的文明结婚。
对于年仅15岁的阿媛来说，这场婚礼是喜、是惊、是苦，却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时局紧张之际，夏之时和董阿媛决定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尽管他们生活困难，但阿媛更看重的是自由和他们夫妻间的感情。
夏之时为阿媛聘请了家庭教师，让她学习数理化史地、日语和中文。阿媛还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董竹君，她在家闭门苦读。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夏之时决定回国参加革命运动。1916年春末夏初，他从日本回到了四川。
董竹君在留学生活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她不仅完成了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还准备到法国继续深造。
然而，在她准备出发的时候，接到了丈夫夏之时的电报，说他的父亲病了，需要她立即回家。尽管这个消息让董竹君感到不安，但她还是决定回去照顾家人。
在夏家，董竹君发现这是一个封建保守的大家庭，人口众多，矛盾纷杂。他们对董竹君持冷淡态度，甚至批评她是“下贱胚”和“下江人”。
面对这些指责和冷遇，董竹君选择了忍耐。她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这个家庭的认可。 尽管面临困难和挑战，董竹君并没有放弃。
她坚信，只要自己坚定信念，积极进取，就能够打破封建束缚，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她决定忍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适应和改变这种现状。
最终，董竹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下贱胚”和“下江人”，而是具有文化素养、积极上进、倾向革命、有主见的新女性。
她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让我们知道，只有坚持自我，勇敢面对困难，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黄竹君为了融入夏家，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她清晨就起床，先为丈夫打理好一切，然后就开始学习各种家务技能，包括缝纫、结绒线、绣花、烧菜、洗衣等等。
她还要帮助招待亲友，晚上亲自教子侄女们读书，洗漱，安顿他们入睡，还要帮总管上账。等到所有的家务都忙完之后，她才能休息。
董竹君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精神，赢得了夏家上下的认可。几个月后，夏家为表达正式接纳之意，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仪式。
从那以后，董竹君便成为了夏家的正式成员，家族中的大小事情，只要有她出马，就能够迎刃而解。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董竹君逐渐成为了当家人。
这个时期，四川政局变动频繁，1918年3月，军阀熊克武出任川军总司令。他为了加强个人军政权力，削弱异己，开始着手统一整编川军。
1919年上半年，夏之时被解除军职，赋闲后的他在成都购置了房产。为了打造出舒适的居住环境，董竹君亲力亲为，从细节入手，用心设计。
她对独立自由的家庭生活充满期待，为了实现当初的婚姻梦想，她辛勤持家、相夫教子。然而，夏之时因军政仕途结束而心情变糟，脾气暴躁不安，大男子主义日益严重，曾经的激进和革命斗志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军阀的堕落享乐心态。
夏之时的生活单调乏味，除了赌博和抽鸦片之外，几乎不关心他的妻子。反而，他把温顺善良的董竹君当作发泄的对象，对她的辛勤付出冷言冷语，甚至动手打人。
他的思想保守，重男轻女，反对董竹君阅读进步的书籍，也不支持她对四个女儿的教育，而只关注儿子的教育。这些变化让董竹君痛苦不已，她多么希望能回到他们深情相守的过去。
然而，为了五个年幼的孩子，她选择了忍耐和理解，希望用她的忍耐和体贴来改变他的态度。为了改善家庭状况和实现经济独立，董竹君在1924年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两年后又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
虽然创办实业使她更加忙碌，但丈夫仍未主动分担，依然沉迷于鸦片和无聊的政客之间。夫妻之间的分歧逐渐加深。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夏之时认为是时候再次崛起，于1928年春前往上海等待机会。然而，川局的动乱和市场的萧条，迫使董竹君结束黄包车公司和织袜厂的业务，将所有资金用于购置田产。
当她带着孩子们和双亲来到上海时，丈夫对此大为恼怒，两人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这一次，董竹君并没有选择妥协，而是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让夏之时感到愤怒，他将怒火发泄在妻子和孩子们身上，对他们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和侮辱。夏之时的无情和冷漠，让董竹君彻底对这段婚姻失望，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尽管夏之时在离开上海时没有留给董竹君和女儿任何财物，也没有支付过抚养费，董竹君依然坚韧不拔，坚信不能坐以待毙，为了维持生活和孩子们的教育，她决定创办纱管厂。
董竹君深知生活的艰难，她将一条珍珠项链及其他物品变卖了800元钱，并四处奔波，最终筹集到了4000多元。
1931年春末，她在上海闸北创办了群益纱管厂，只有不到100名员工。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董竹君于同年春天前往菲律宾马尼拉，成功招引了股份，并筹集了1万多元。
于是，她决定将群益厂扩大，使其占地4亩，员工人数增加至200多人。然而，就在群益纱管厂业务逐渐走上正轨时，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突然进攻上海，群益厂在日军的炮轰下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董竹君在1932年3月4日参加了一场庆祝十九路军胜利的游行后，不幸被捕，并被判处为“政治嫌疑犯”。虽然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被取保释放，但她无法拿出2000元的贿赂款，只得带着三个女儿逃往杭州躲避。
一年后，她才悄悄回到上海，但因为市面不景气和行动不自由，群益纱管厂宣告清算结束，她再次面临失业的困境。
董竹君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母亲去世，父亲病重，失业欠债，女儿的养育费以及捕房的勒索款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这就像一把把尖刀，时刻威胁着她的生活。就在她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位来自四川的李嵩高突然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李嵩高看到昔日的督军夫人如今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心中涌起一股同情心。他毫不犹豫地借给董竹君2000元钱，帮助她渡过难关。
董竹君虽然素未谋面，但被李嵩高的慷慨解囊深深打动，感恩地接受了这份帮助。这2000元钱，成为了董竹君日后创办锦江饭店的原始资本。
经过深思熟虑和详尽的市场调查，董竹君决定投身餐饮业，开设一家川菜馆。当时，上海餐饮业主要以广东菜和福建菜为主，但这些餐馆的内部装潢和菜肴制作都存在一些问题。
四川菜馆则因为忽视菜肴改革，生意一直冷冷清清。董竹君看到了这个市场空白，决定挑战传统，创新川菜，为上海的餐饮业带来新的活力。
董竹君是一位热爱川菜的人，她决定利用一笔资金创办一家川菜餐馆，以推广川菜文化。1935年3月15日，她的愿望得以实现，位于大世界附近的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上的“锦江小餐”正式开张，一开张就取得了开门红。
当天店内挤满了顾客，甚至在店内过道和厕所旁边都增加了座位，盛况空前，一时轰动上海滩。自此以后，锦江小餐几乎每天都是座无虚席，门前车水马龙。
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及当时南京政府的要人和上海军政界的上层人物都来吃饭。随着生意日益兴隆，董竹君决定扩大营业。
经过一番调查，她发现当时上海高雅的喝茶场所不多，于是决定开设一家茶室。1936年1月28日，锦江茶室在上海雁荡路正式开业，白天卖茶点，晚上卖酒菜。
锦江的出现震惊了上海饮食行业，开饭店的风气一时大兴，连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也纷纷到上海开店。
“董竹君”和“锦江”一同成为实业界闪亮的名字，引得外侨频频邀请董竹君前往海外拓展业务。当时，国民政府也计划在南京新街口划地给锦江建造大厦，并提供中央银行的贷款，以便锦江开设更多分店。
然而，这一切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迫中断。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迅速蔓延至上海，使这个城市沦陷于日军之手。
董竹君作为支持进步事业的商人，成为日伪拉拢的首要目标。1938年，为了表达对进步事业的支持，董竹君与《大公报》著名女记者蒋逸霄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上海妇女》，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为了躲避迫害，董竹君在1940年冬悄悄逃往菲律宾马尼拉。在抵达马尼拉不久后，他根据当地友人的建议，计划在马尼拉开设锦江分店。
然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战火很快烧到了马尼拉，董竹君不得不再次踏上漂泊之路。直到1945年2月，董竹君才乘上一艘日本红十字难民船返回上海。
董竹君在休息后，重新投入到锦江饭店的业务整顿中，使得饭店和茶室再次蓬勃发展。抗日战争反攻阶段，她接受了地下党在上海创办印刷企业的任务，并创办了多家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担任上海妇女代表，为锦江饭店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51年，她遵照政府决定，将价值15万美金的锦江饭店交给政府，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6月9日，锦江饭店重新开业，成为新中国供外宾食宿、中央首长食宿和召开会议的重要场所。
在晚年，董竹君凭借惊人的记忆和毅力，完成了长达一万字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她以从容不迫的笔触，在自己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中留下了华丽的转身。
1997年12月，董竹君与世长辞，但她的精神和故事将永远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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