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春，2005年进入北大工作，现任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市场与人口分析》杂志常务副主编。
【正文】
乔晓春在进入人民大学读人口学研究生以前是学数学的。“学数学有一个习惯，每天上课是老师上来先讲一个定理，然后整节课就论证这个定理。社会科学则不然，经常是一个结论到另一个结论，没有证明或者证据。有很多结论，表面直观感觉好像是对的，但是往深一想就知道不对。”
乔晓春开始怀疑社会科学一些所谓的结论。经过多年研究，乔晓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社会科学专业门槛非常低。任何人都可以做研究，甚至比受过十几年专业训练的人还要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乔晓春分别对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五种怪现象进行分析。
第一，非专业人员比专业学者在社会上更有影响。乔晓春以二胎政策为例，网络上名气很大的“专家们”长篇大论地探讨二胎政策，但没有一个是真正做研究的相关学者。此外，乔晓春经常发现时下出版的人口学专著，作者他都不认识， “人口学是小学科，加在一起没几个人，天天开会就这几个人，看来看去都看烦了，没有新面孔。”不是人口学研究者却写人口学专著，还有人叫好，乔晓春无法理解。
第二，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以轻易进入专业领域。乔晓春回忆，有一次在人口学研讨会上，一个门口路过的路人举手发言，反驳会上一位学者的观点，讲完后大家都给他鼓掌，认为他讲得非常好。乔晓春开始反思，为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会被一个路人说倒？这些年难道白学了吗？
乔晓春发现，社会上所谓的知名学者，往往是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在一些社会活动里很有影响的人，但事实上，通常在媒体上讲的都不是专业的话。“用大众的话来讲学术，通常来说做不到，要么就是在做科普。”乔晓春强调，属于一个专业社群的人，是通过专业术语在对话，普通老百姓是听不懂的。
“在国外，一个学科的成熟程度取决于这门学科有没有一本专业的词典。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专家的，或者说没有资格在这个领域做研究。老百姓只关心结论，不关心证据，但是在学术界，讲结论必然要提供证据来源。”乔晓春提醒学生们，真正的学习不是学别人讲了什么，而是学习分析问题的思路，如何证明这个问题，这是作为学者首先要学的东西。
第三，社会科学很多研究是凭经历、感受、哲学推理下结论的。乔晓春发现，很多社会科学的论文里没有数据，全都是讲理论或者感受。1995年乔晓春受邀参加北京世界妇女大会预备研讨会，会上他提出了很多问题，最后会场起哄要把他轰出去。“学术应该是平等的气氛，我讲得不对大家可以反驳，但是为什么不允许我讲？后来我发现，他们认为我不是妇女，老提意见他们就受不了了。”乔晓春反思，如果社会科学研究是依靠经历来做，人口学研究死亡，难道要死两次才有资格做研究？
第四，结论通常是靠争论得出的。在乔晓春看来，社会科学的结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一定是有条件的。在学术问题上一味地争论就像是进行辩论赛，没有绝对的对错，完全是浪费时间。
那么结论应该如何得出呢？乔晓春仍以辩论赛为例，假设辩题是“父母离异是不是子女也更容易离异”，最好的方法是发放问卷，用数据模型证明出来自己的观点。“科学和不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科学要证明出结论，除非别人推翻了论证过程，否则无法推翻你的结论。”
第五，不做文献回顾，研究只凭想象。乔晓春回忆自己当《人口研究》杂志主编的时候，为了推动学术规范化，规定没有参考文献的论文不予发表。但出国以后他反思这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中国论文里引用的许多文献，本身就是没有经过证据研究就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别人拍脑袋想象出来的，没有证据。如果没有被证明过，它就不应该叫做结论，或者不应该叫做已经做完的研究。”乔晓春建议学生们，可以把这种“结论”作为自己的研究选题，一旦证明出来，真正的署名权就应该归属于自己。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乔晓春表示担忧，“社会科学如果继续这么做的话，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大量的学术垃圾，还导致学生不用数据，不懂数据分析方法，看不懂国外的学术论文，不仅是方法看不懂，连思路都不知道。然后还要天天喊我们要进入世界一流。”
事实上，在乔晓春看来，中国学生是具有极大优势的，“我们在初中、高中时候的训练太好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过中国中学生的经历，魔鬼训练、高考，导致我们学生的基础非常好。”但是进入大学之后，社会科学往往丢弃了数学，而数学是社会科学方法的基础。在乔晓春看来，只有当专业训练成为学科必备的准入条件时，社会科学才算成熟了。“实际上是过程塑造了一个学者，如果一个学科是用规范、技术、方法来研究，其他人是进不到你的学科里来的。”
乔晓春总结道，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结论是我们还没有上路，不在同一条路上，无法测量距离。“就像是打架时我们用中国功夫，人家用现代武器。中国学者可以把图纸画得很漂亮，但是缺乏方法工具，造不出这栋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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