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卓英下达总反攻命令的时间，已是1941年3月25日凌晨，实际上，余程万57师和张灵甫58师的反击，早在3月24日的傍晚就开始了，因为王耀武得到急报，李天霞51师刚刚占领高安县城，这就意味着，日军第34师团的后路已被切断，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罗卓英）

王耀武的反击信心，还来自于友邻第70军、第72军、第49军纷纷击破当面之敌，正全面迫近上高主战场，以四个军围歼一个警备师团，自然是有相当把握的，几乎同一时间，驻武汉的日寇第11军司令部和第34师团长大贺茂，都发现情况不妙！

战场形势明摆着，进攻上高的三路日军中，右路第33师团擅自撤离战场，向原驻地奉新、安义“返转”，增援而来的第70军、第72军突然没事可干了；左路独立混成第20旅团，遭到51师和第49军联手痛击后，也开始向后退却。

只有中路的第34师团，还傻乎乎滞留在上高城下，即将面临中国军队四个军的战役合围，并且大贺茂长途奔袭而来，粮弹均将耗尽，如今退路又被切断，可不就是瓮中之鳖吗？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看完战场态势图，脑袋瓜子嗡嗡的。

园部为避免大贺师团遭到全歼，紧急下达两道命令：第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火速飞往南昌，实施战场统一指挥；第2、擅自跑路的第33师团，立即出动一个加强联队，掉头协助大贺茂突围，应变措施倒挺专业，就是晚了点！

一、四面八方杀鬼子

其实战至3月24日下午，师团参谋长樱井大佐，就已经提醒大贺茂中将，种种迹象表明，左右两路日军都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孤军作战的第34师团，四面八方都出现了中国军队，师团能够控制的区域，东西不过15公里南北只有5公里。

话说的比较婉转，其实就是告诉大贺茂，第34师团已被包围在75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内，再不跑路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大贺茂不太死心，总认为左右两路日军不可能轻易崩盘，且当面王耀武74军的损失也不小，要不要再坚持攻击一下呢？

这个老鬼子兀自犹豫中，没有第一时间下达撤退令，及至傍晚时分，李天霞师攻克高安的消息传来，而余程万和张灵甫两师，也兵分十路开始反击时，大贺茂终于清醒过来了，命令日军脱离战斗全速向南昌撤退。

（第74军军长王耀武）

想跑可没那么容易，由于之前猛攻上高伤亡不小，第34师团的战斗部队只剩1万来人，而围过来的中国军队至少有8万人枪，其中还包括原封未动的第72军，如此大的战场优势，罗卓英当然想拿下个大捷！

之所以拖到3月25日凌晨下令总攻，是素来用兵谨慎的罗卓英获悉，第九战区增派的第二拨援军，即欧震的粤系精锐第4军，正兼程赶来，这才感觉“后退决战”的时机完全成熟，10万人再吃不掉1万多鬼子，会让人笑话的。

大贺茂后来被撤职真不冤，除了战场反应笨拙外，这厮当时规定的撤退序列，连第11军司令部都看不下去了，队伍顺序依次是：师团司令部、行李部队、炮兵部队、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换句话说，指挥官跑在了最前面！

（第58师副师长张灵甫）

所以张灵甫代理师长的第58师追击部队，在大雨中很快追上了34师团的野战医院，粉碎了担任警卫的一个野炮兵中队的抵抗，连同200多不肯投降的伤兵，总共毙杀了300多头日军；而余程万的57师，则咬住了日军后卫朝死里打。

日军途经高安时，李天霞率51师进行了阻击和侧击，又干掉了数百头鬼子，大贺茂只好组织敢死队，拼命杀出一条逃路来，可惜51师在攻击独混20旅团时，人员弹药消耗太大，未能彻底堵住逃敌，另外也说明鬼子确实挺顽强。

如果追击过来的第70军和第72军，能及时到达战场，第34师团根本逃不掉，此时第33师团派出的加强营救联队起了作用，在虎形山迟滞了这两个军大约一天时间，在付出了伤亡数百和被俘72头的代价后，该联队给大贺创造了一线生机。

第34师团残部整整逃了七天时间，来时多猖狂回去就有多凄惨，师团司令部逃到南昌的时间，已经是4月2日天明，大贺师团长惊魂未定，回头一看差点昏过去！

二、伤兵蜿蜒八公里！

关于上高战役日军的伤亡，交战双方的战报都不可信，重庆方面宣布毙伤俘日军15729人，其中击毙6252人，显然有点偏高了，毕竟日军的警备师团都是三联队制，满编也就15000余人，这个数字等于第34师团不复存在了。

而日军战后宣称只伤亡1000余人，基本属于扯淡了，根据第74军的内部详报，在整个上高战役中，第51师干掉日军1223头、第57师干掉1007头、第58师干掉907头，拢一起的话，仅仅王耀武74军，就毙杀了3137头，还有击伤的呢？

因此根据战场常识判断，日军的损失当在10000至12000头左右，这已经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除了被毙杀的，轻重伤兵数量不低于7000人，《抗日战争的细节》书中描绘到：大贺茂从南昌城头回望去，三五成群的伤兵队伍，居然长达八公里！

（第57师师长余程万）

准确点说，日军第34师团的伤亡高达70%，基本丧失了整体战斗力，战后不仅大贺茂遭到重罚，连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也被撤职，理由是“任由大批战死士兵曝尸荒野”，意思是没能带回死鬼尸体，须负领导责任。

换上来的第三任司令官，就是后来兵败长沙的阿南惟畿，放下日军这边的情况不说，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此时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战机：驻南昌地区的第34师团已无力再战，驻九江地区的第33师团自顾不暇，大可以克复南昌啦！

这也是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的心结，两年前也是春天，面对日军两个师团的进犯，罗卓英指挥20多万部队，不仅没能守住南昌，还在反攻作战中伤亡惨重，竟然战死了一名中将军长！

1939年春的南昌会战，虽然日军的参战主力也是两个师团，但均为下辖两个步兵旅团的“四单位师团”，而且还得到了大批重炮和装甲部队的加强，战役后期又增调了6000名海军陆战队，敌整体兵力超过5万人。

罗卓英当时的对手，则是狡猾的第11军首任司令官冈村宁茨，更致命的问题是，反攻部队由第三、第九战区联合组成，统一指挥的难度极大，罗卓英因此功败垂成，不过两年来，这位抗日名将对于夺回南昌一雪前耻，始终念念不忘。

如今大贺茂伤兵满营，而中国军队士气正盛，更有精锐第4军即将到达赣北战场，确是克复南昌的最佳时机，罗卓英因此豪情满怀，于4月1日急电长沙战区长官部，第一呢是报捷，在抗战最艰难的阶段，一次真正的大捷别提有多重要！

第二就是请求顶头上司薛岳，再给第19集团军增调一、二个军的兵力，趁着日军新败，顺势夺回南昌，在华中战场打出一个小高潮！

三、薛伯陵草草收兵

薛岳和罗卓英的关系挺复杂，应该说，曾经反蒋的薛岳能够重掌军权，主要是靠陈诚的力荐，所以薛岳虽不算“土木系”将领，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罗卓英恰恰是土木系的灵魂人物，陈诚的左右手。

陈诚几乎每晋升一级，接班的都是罗卓英：陈诚升18军军长、罗卓英接手第11师；陈诚升北路军司令、罗卓英接手18军；陈诚升战区司令长官、罗卓英接手第19集团军；唯独陈诚升政治部长后，罗卓英却未能接手第九战区。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罗卓英衔级不足，刚刚是陆军中将，他担任集团军总司令时，薛岳已是第一兵团总司令；另一方面，战场指挥能力确实稍弱于薛岳，万家岭大捷后，陈诚调重庆任职，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已成定局。

（薛岳）

罗卓英只能屈就战区副司令长官，不过却单独负责赣北战场，且建有专门的“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加之与陈诚的特殊关系，很难说蒋、陈没有制衡薛岳之意，上下级关系也不是非常清晰，薛岳对此心知肚明。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薛岳对于第九战区主要所在地湖南战场，守土打鬼子还是真上心的，但对于其他战区的支援和策应，表现得差强人意，比如浙赣会战、常德会战等，第九战区的援军总是动作不积极，说白了有点“本位主义”。

赣北战场虽理论上属于九战区，然而罗卓英特殊的存在，让薛岳的态度也不积极，上高会战大胜，雪片般的嘉奖电，自然会飞到罗卓英的司令部，只有长沙大捷，主角光环才真正属于薛岳，个中微妙需要细品。

总之薛岳的回电来了，罗卓英看罢不禁扼腕长叹：司令长官罗列了一堆理由，不仅反对克复长沙，还把已经走到半路的第4军，也紧急调了回去，第19集团军失去了进一步反攻的能力，惜乎南昌唾手可得！

正面抗日战场的顽疾：各扫门前雪，主动性太差！罗卓英大概也明白怎么回事，只是丢掉这个难得的战机，让两年前的血仇只是报了一半，感觉十分郁闷！次年离开第九战区调任远征军，多多少少跟薛岳有关。

上高战后，罗卓英在王耀武的陪同下，视察第74军野战医院看望伤兵时，还是忍不住发了牢骚：“这个薛伯陵，有时固执得没章法”！

高层之间的矛盾，精明的老王不便说什么，只是脸上陪笑，心里却真是乐开了花，要知道上高会战，才是第74军真正的成名之战，绝对的战场主角，打出了“抗日最精彩一役”。

罗卓英也不贪功，稍后代表重庆授勋授状授旗时时，面称第74军为“抗日铁军”，这支部队从此名动中外，也成为日军撞见就迷糊的噩梦。

赣西北的名城上高，自然成为第74军的抗日辉煌之地，王耀武为资纪念，特别把军部代号改为“辉煌”！

（位置关系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