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国内“九州”研究核心观点与论争|九州|战国|核心观点|禹贡|论争|豫州|雍州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中国古史传说中，“禹画九州”传说在先秦时期广为流传，《诗经》、《尚书》、《左传》等传世古书都有相关记载。“州”本义为水中陆地，“九”最初为虚数，表示数量极多，“禹画九州”最初为大禹治水后水中的众多陆地。战国以降，随着“州”的空间范围逐渐扩展，“九”发展为实数，“禹画九州”的故事经过战国时期的加工改造而发生演变，九州逐渐发展为大禹创制的理想化行政区划蓝图，作为一种人文地理观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近百年来，九州概念、九州产生时间、邹衍“大九州”、《禹贡》九州以及《容成氏》九州等成为国内学界分歧和论争的焦点。文章将对近百年来学界有关九州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论争展开梳理与述评。

关键词：九州；邹衍；禹贡；容成氏

“禹画九州”传说是我国上古时期最为著名的传说故事之一。战国以来，《尚书·禹贡》（以下简称《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传统古书分别记载了不同版本的九州。近百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九州”及相关问题研究成果数量较多。通过对近百年九州及相关问题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九州概念、九州产生时间、邹衍“大九州”、《禹贡》九州以及《容成氏》九州等方面。对上古时期九州及相关问题展开论述有助于揭示九州从传说故事发展为人文地理观念的过程及影响。然而，面对大量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述评显然不现实，文章将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展开述评。

一、九州概念

《诗经》、《尚书》、《左传》等传世古籍中载有“九有”、“九域”、“禹迹”，部分学者提出春秋以前的“中国”全境没有固定称谓，所谓“禹迹”、“禹甸”、“九州”、“九有”、“九则”等都是同义语，表达天下的意思；李宪堂认为“九州”传说被后世人逐渐夸大，所以才发生了上古时期“九有”、“九土”、“九域”相混用情况。如《诗·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毛《传》云：“商邑，京师也”，郑玄《笺》云：“极，中也。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样一来，商人早已有了“禹画九州”的初步地理想象。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九州概念的出现与夏民族文化相关。丁山提出夏后氏的文化特色之一是崇尚“九”，以“九”为最大数，“九鼎”、“九韶”、“九歌”、“九畴”等代表着九州；杜金鹏提出九州是全国各地的禹及夏人足迹的传说；周书灿提出九州就是传世古籍所记载的“有夏之居”；张朋兵提到以“九”定州出自夏人原始观念，夏人以“龙”为信仰崇拜，而“九”之形义皆近于“龙”，故夏人将自己生活区域称为九州。春秋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两个称为“九州”的地名。《国语·郑语》云：“谢西之九州”，韦昭《注》云：“谢，宣王之舅申伯之国，今在南阳。谢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云：“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顾颉刚提到《左传》“九州之险”区域内生活着大量被秦、晋两国迁徙的陆浑之戎，晋国人又称他们为九州之戎。顾氏认为该“九州”地望在《国语》“谢西之九州”偏北位置，大约在今陕西西部，北至陇山，南抵秦岭，过潼关，北达函谷关，南达熊耳山东面，处于渭、洛、伊、汝等四水流域；杨宽提出《国语》“谢西之九州”、《礼记》所谓“共工氏霸九州”、《左传》“九州之险”都在同一个区域。战国以后，一方面人们对于“天下一统”的意识日益强烈，如孟子见梁襄王，襄王问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另一方面，“州”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大，并有了具体州名与州界，“九”也由虚数发展为实数，“九州”内涵发生了演变。于鹤年指出战国时的九州并非总名，而为实际九个地名；罗志田在分析先秦“九服制”基本特征后，指出九州内为中国，九州外为四方夷狄；部分学者提出九州是以华夷共同体为基础而划分的九个地理区域，兼具人文、政治和道德三重属性，体现了大一统秩序。

二、“九州”产生时间

有关九州产生时间，国内学界结论不一，聚讼较多。主要有“西周说”、“春秋说”和“战国说”。丁山指出“禹画九州”传说产生于西周初期；邵望平认为九州蓝图是商人对夏代的追忆，九州的出现不迟于西周初年。保利艺术馆所藏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燹公盨》释文首句“天令命禹敷土，随山潜川”，李零提出《禹贡》所谓“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序曰：“禹别九州，随山潜川”，《诗·商颂 ·长发》：“禹敷下土方”语句极为相似，所以“禹别九州”传说至少在西周时期早已出现；春秋中晚期，齐灵公的正卿叔夷所作《叔夷钟》铭文：“咸有九州，处禹之堵”，促使更多学者认为九州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还认为九州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顾氏在《古代地理研究讲义》一文中提出“禹别九州”传说来自于《禹贡》，邹衍将“禹九州”扩大为“大九州”，真正意义上的九州产生于战国时期；华林甫指出《禹贡》等传统古书的九州名称不会早于战国时期；陈立柱提出假如无法证明九州各州的名称在夏商时期，或者至少在西周已经出现，那么九州产生于战国的说法仍不可替代。

“九州”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无疑，出土文献《叔夷钟》铭文便是例证；而九州演变为九个理想化的行政区划蓝图则发生在战国时期。

三、邹衍“大九州”

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提出著名的“大九州”理论。邹衍认为儒家所谓“中国”又称“赤县神州”，是整个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内还有九州，即禹划分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还有八个。邹衍“大九州”以超前的世界观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

1.邹衍“大九州”内涵

马培棠提出邹衍所谓“赤县神州”便是“新九州”，也称“中国”；吕思勉提出邹衍所谓禹序九州之外有裨海环之九州为《淮南子》之八殥，而裨海所环九州外更有大瀛海九州为《淮南子》之八纮；杨振红提出邹衍“大九州”核心观点是“中国”、“九州”不再是天下的中心，而只是东南部一个小区域；常金仓提出邹衍“大九州”理论体系的目的是降低儒家学说影响力；李零提出邹衍“大九州”和“小九州”都来自九宫图；胡阿祥以明朝《四海总图》为样本，提出按照邹衍推法，海内是天下的九分之一，中国是海内的九分之一，儒家九州为中国。“天下”分为四圈海水和陆地，中间的大陆为第一圈，环绕大陆的裨海为第二圈，裨海与大瀛海间的八个大陆是第三圈，最边缘的大瀛海是第四圈。

2.邹衍“大九州”产生背景

关于邹衍“大九州”产生背景，丁山认为战国时期齐国海上交通发达为邹衍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基础；顾颉刚详细分析了邹衍“大九州”的生成背景，一是“四海”观念发展；二是战国时期燕国和齐国航海业发达；三是《禹贡》“小九州”学说流行；四是战国时期人们宇宙观发展；另外，顾氏还提出邹衍是齐国人，齐国是海滨国家，所以齐人能说“海话”；王乃昂提出邹衍“大九州”产生一方面是战国时期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是人们海洋观拓展的结果；邱文山研究发现，古老齐地的“方士文化”对邹衍“大九州”理论产生深远影响；葛兆光提出邹衍“大九州”发展思路上沿袭了“亚”或“井”字形宇宙观念，其想法来自对天象地理的观测。

3.邹衍“大九州”影响

邹衍“大九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金景芳提出尽管邹衍“大九州”看似荒诞不经，但是拓展了人们的地理观；部分学者提出邹衍“大九州”对后世地理类、文学类作品产生了积极作用。马培棠指出《淮南子》创作受邹衍“大九州”观念的影响；丁山认为以方位定九州的方法为邹衍首创，《周礼·职方氏》和《淮南子·地形训》九州划分都受到邹衍“大九州”影响；晁福林提出邹衍“大九州”对《山海经》地理观架构产生重大影响；汤洪指出邹衍“大九州”为屈原作品呈现世界性地理意识提供了学理上的重要依据。

邹衍“大九州”一经提出就受到后世学者质疑。恒宽《盐铁论·论邹》文学曰：“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司马迁《史记》将其描述为“其语闳大不经”。王充《论衡·谈天篇》云：“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邹子行地不若禹、益，闻见不过被、吴，才非圣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邹衍“大九州”的历史价值正逐渐显现。

四、《禹贡》九州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是我国较早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近百年来，《禹贡》九州一直是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谭其骧指出《禹贡》九州并非夏代行政区划制度，而是战国时人设想的理想化地理区划；李禹阶提出《禹贡》九州思想反映了战国时人对历史一种理解；张朋兵提出《禹贡》九州先叙冀州，接着按北、东、南、西方位分述其余八州，从而形成“中心—边缘”的文本生成模式。

1.《禹贡》九州名称

《禹贡》九州名称依次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有关《禹贡》各州名称考证，古代学者大多转引东汉李巡的解释，所谓：“冀州，两河间其气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豫州，河南其气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雍州，河西其气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荆州，汉南其气燥刚，禀性强梁，故曰荆。荆，疆也；扬州，江南其气躁劲，厥性轻杨；兖州，济、河间其气专质，厥性信谦，故曰兖。兖，信也；徐州，淮、海间其气宽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近代以来，丁山提出冀州名称来自陶唐氏部族之号；兖州的“兖”言端，兖州取水为名；青州，东方少阳，其色青，其气清，以五色配五方，青州得名于青羌、青丘；徐州，《春秋》作“舒州”，即齐国舒州，后也称徐州，徐州之“徐”得名于徐方；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扬州渐太阳位，扬州为扬，当得名于阳夷；荆州名称来自于荆楚；豫州得名于《国语》“谢西之九州”的谢邑；梁州得名于三狼羌；雍州是秦国早期都城雍而得名。叶天倪提出冀的音义与“畿”同，阴阳对转，则与近同，以帝都所在，取名为畿，音变为冀；兖州的“兖”篆文为“沇”；青州，清新之气，是青为万物新生；扬州的扬，即越也；豫州的豫，宽豫也。顾颉刚认为冀州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南部的古冀国；徐州名称里的“徐”由《太康地记》里“徐丘”而来，春秋时期鲁国南境的徐州在《禹贡》徐州境内，最初这一地名是由居住此地的徐人而来；“扬”和“越”关系密切，所以《禹贡》扬州无疑是越州，扬州名称来自“扬越”；梁州全境地势高，多山梁而得名；雍州因国都而得名。辛树帜提出冀州由冀国而得名；青州在东方，日照色青，受五行说影响；徐州因春秋时期徐国而得名；“扬”与“越”、“粤”发音一样；荆州因荆山而得名；梁州名称是周人将他们发祥地梁山引申而来，由于梁山其形似梁，他们到西南后，发现其形似梁的山脉很多，故称西南地区为梁州；雍州因雍水而得名。陈连庆认为《禹贡》青州指代齐国；徐州因殷商时期的徐国而得名；荆州指代楚国，金文中楚国，既称楚，又称荆；雍州指代秦国。范宝相等提出兖州因河南济源县王屋山的沇水而得名；陈国生《梁州名考》提出蜀地存在“栈道”这种特别的交通设施，从而使其成为西南地区的代名词，古代“梁”字为桥义，所以《禹贡》梁州主要指西南地区；刘顺良认为《禹贡》梁州位于中国西部，“西方之气疆梁”，所以称梁州。

2.《禹贡》九州影响

《禹贡》九州对后世地图学发展和中央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1）地图学方面

东汉以前，就有以《禹贡》古九州山川、疆域绘制而成的地图，《水经·河水注》云：“汉明帝永平十二年，议治汳渠，上乃引乐浪人王景问水形便。景陈利害，应对敏捷，帝甚善之，乃赐《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魏晋时期，裴秀自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内容上至《禹贡》古九州下至西晋十六州疆域政区；唐宋以后，大量以《禹贡》古九州为核心的地图问世。近人凌申提出《五藏山经》来源于夏禹所筑《九鼎图》；管彦波提出《〈禹贡〉九州图》、《帝眷九州图》、《虞舜十二州图》、《商九有图》、《周职方图》、《春秋列国图》、《秦郡县天下图》、《西汉郡国图》、《东汉郡国图》、《三国鼎峙图》、《隋氏有国图》、《唐十道图》、《萧齐南国图》、《元魏北国图》、《圣朝太宗统一图》、《圣朝元丰九域图》等大多以《禹贡》九州地界为基础绘制而成。

（2）地方行政区划制度方面

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统治者在制定全国性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时都参考了《禹贡》九州“山川形便”划分原则。盛险峰提出《禹贡》九州之所以成为历代王朝行政区划沿革的参照，主要是《禹贡》九州的划分标准是以山川为疆界。“山川形便”造成犬牙交错的行政区划现实，证明了《禹贡》九州在纠正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准则方面的重要性；一些学者认为汉武帝在建立十三州刺史制度时，不仅借鉴了《禹贡》九州的“山川形便”划分原则，而且部分刺史部还借用《禹贡》九州名称；东汉末，曹操企图恢复《禹贡》古九州行政地理区划。谭其骧提出曹操遵循《禹贡》古九州制的主要目的是将司隶校尉分入雍、冀、豫三州，将凉州并入雍州，将幽、并二州纳入冀州，以便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赵凯认为曹操真正目的是扩大冀州地盘，将“大冀州”作为自己大本营。曹操借用古制将《禹贡》古九州地理蓝图付诸于实践，主要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禹贡》古冀州处于天下之中，自古称为中国或中土。《文子·道原》云：“古者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以抚四方”。这样一来，曹操不仅可以牵制四方割据政权，而且有利于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正如曹操受领冀州牧时，便有人建议：“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

五、《容成氏》九州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公布不久，一些学者便对《容成氏》九州展开专题讨论。

李零提出《容成氏》的“夹州”相当于《禹贡》等书兖州；“涂州”疑似《禹贡》等书徐州；“竸州”疑似《禹贡》等书青州或《尔雅·释地》营州；“莒州”不在《禹贡》九州之中，疑似在春秋时期莒国一带；“藕州”为《周礼·职方氏》的并州；“荆州”、“阳州”分别是《禹贡》等书的荆、扬二州；“叙州”为《禹贡》豫州；“且州”为《禹贡》雍州。晏昌贵提出《容成氏》“涂州”为《禹贡》等书徐州；“夹州”名称来自于两河间夹其地，为《禹贡》等书冀州；“竸州”和“莒州”则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九州，“莒州”在沂水流域，“竸州”在淮水流域。易德生提出《容成氏》“夹州”大致为《禹贡》等书冀州，“涂州”为传统古书兖州，“莒州”、“竸州”分别为传统古书徐州和青州。

关于《容成氏》九州生成年代，陈剑提出《容成氏》九州应出自《禹贡》九州更为原始的文本；杜勇提出《容成氏》九州部分虽有具体州名，但地理特征没有主次。相比《禹贡》等传统古书，《容成氏》九州文本较为简单和粗糙，很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同时，周书灿提出《容成氏》九州传说发生在黄河下游的山东一带。

上述学者大多认为《容成氏》“荆州”、“叙州”、“阳州”、“虘州”分别对应《禹贡》等传统九州中的荆、豫、扬、雍四州；而“夹州”、“涂州”、“竸州”、“莒州”、“藕州”仍存在较大争议。相比《禹贡》九州，《容成氏》九州内容主要描述了禹疏通河流，某州得以重新居住的事迹，并未提及“禹别九州”部分，所以《容成氏》九州在禹治水前早已存在，很可能是《禹贡》九州更为原始的版本。

六、九州相关研究问题及展望

纵观近百年来国内九州研究，应该说是成果丰硕，争讼纷呈，体现了活跃的学术氛围，为相关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学术基础。然而，未来九州研究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史料选择不足。国内现有研究成果所用史料主要集中于先秦两汉时期，而后世相关文献参考较少。唐宋以来，有关《尚书》、《禹贡》学研究不下百家，都记载了《禹贡》等书的九州地理沿革，可以更好地研究《禹贡》古九州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关系。尽管这些后世著作不属于一手文献，但作为二手史料，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作为辅助材料加以补正。

第二，研究内容有限。目前学界很少对先秦以来有关《禹贡》等古书九州的学术史进行整理与回顾，至今没有相关专著问世，以及《禹贡》九州“山川形便”的划分原则对唐宋时期道、路制度以及明清的省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未来九州的研究内容可以更加多元化，如从民族学角度讨论九州在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又如九州作为人文地理观念是如何影响历代王朝统治者制定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等。

第三，研究方法单一。目前研究者大多采用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研究九州及相关问题，已经很难满足新时期九州问题研究的现实需求。未来九州研究应积极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如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理学遥感技术和模拟等，这样才能提升整体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