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我选过去几年有意思的时刻，我会选下面两个：

疫情开始后的某一天，我在布后花园餐厅和朋友吃饭。那时餐厅刚刚开业，因为是和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我喝了很多酒，已经没有办法回家。我请店员帮我喊一个120。

几分钟后救护车就到了，我很快被他们转移到车上。有两个医生，其中一个说：“要不要给他做核酸？”

“做什么核酸，他只是喝多了。”

其实我头脑很清楚，不过是动不了罢了。我告诉他们地址，让他们送我回家。那位医生说：“我们120从来没有送人回过家。”第二天早上结账，是209元，200出车费，9元铺在医院床铺上塑料布。

让我感动的是他们没有给我做核酸。对他们来说，那是举手之劳，为医院也为自己创收。

第二次是因为治安处罚法修正案的文章，我被请到了派出所。

我问所长：如果按照新的法律，有人看到别人穿和服报警，你们会去管吗？

他说：“我们成都在这方面是很包容的……等等，你觉得我会是法盲吗？我是川大法学院毕业的哦。”

其实那是我第一次被请去警局，我们的交流很愉快。

这样的时刻，让我看到社会的肌理和它的真实面貌。社交媒体时代，我们经常为一些极端的事情困扰，有时候会忘了“热搜”更多只是情绪，而不是真实生活。

今天想到这些，是因为早上读到劳东燕教授的文章，她说：“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首先要学会在肌瘤中站稳，保持稳定的内核，在站稳的前提下，记得寻找同道中人，一起为筑坝做出努力。”

我倒不是觉得那位医生和警察，就一定是“同道中人”，但是他们也代表着“社会”中的某种支撑：在特殊的时刻，处在特殊的位置上，仍然有做出向善的决定的可能。

2019年从媒体辞职后，我成了一个全职的自媒体写作者。作为收入不稳定、一切也都不确定的“个体”，其实我很少悲观。我当然知道劳教授所说的那股“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是什么，但是我也一直都有一起“筑坝”的人。

这也并不是说我就是乐天派。我也不觉得未来一定会好，而只是觉得不管如何，你生活在这里，都应该做点什么。有一次很多朋友聚会，我说：我发现疫情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城市出现问题，本地媒体反而沉默，如果成都有什么，我承诺会写出来。

这是我关注“本地”的开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觉醒：更关注“附近”，其实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视角和风险——这也是劳教授所说的“筑坝”工作。

我理解的书店就是这样的一道“坝”。很多人来到书店，与其说是要听讲座、不如说是来寻找“同道”。

今天是有杏书店二周年，书店也有一款属于同道的酒啦。这是纪念，也是一种承诺：没有坠落，也不会摆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