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进行了全军干部定级工作，众所周知这是三年后大授衔的主要依据，正兵团级干部基本对应上将军衔。但1955年评出的55位上将（不含后期补授的2人），却包含了19个副兵团级；而大部分副兵团级干部，55年只获得了中将军衔，这其实也是副兵团级干部的基准军衔。

问题来了：同样是副兵团级，如何界定军衔高低呢？为什么里面有上将也有中将？如果干部定级结果一样，还要再按照战功、山头等因素进行区分，既有上将又有中将，那自然就包含很强的主观成分了。像评衔这种系统性的严谨工作，不可能进行笼统、模糊的划分和解释。

所以书面的标准，必须要有，而且还不止一条，确保在制度和流程上，让人心服口服。

1955年1月，由罗帅负责的总干部管理部牵头梳理、军委批准之后，正式明确了副兵团级干部授予上将军衔的标准，包括4条具体内容。原则上需要同时满足，才可以评上将。

第一条，截至55年1月，现任军职不低于正兵团级、或与正兵团职务相当。

第二条，红军时任职不低于师级。

第三条，全面抗战时职务不低于旅级。

第四条，解放战争时期至少担任过兵团副职，或级别相当的职务。

这便有清晰的“准入”制度了，大大降低军委及组织部门的评衔难度，也更加令人信服。比如名气很大的二野战将王近山，第一条标准就不符合，现任职级不够；而解放战争时曾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红军时没当上师级干部；“陈粟”手下的虎将王必成，红军时也只是副师长，不符合标准；红军时在四方面军当过军长的名将程世才，解放战争期间在四野职务不高，没担任过兵团副职。

所以卡这四条具体标准，一多半副兵团级干部的军衔，就停留在了中将。那55年授衔时，19位获得上将军衔的副兵团级干部，就全部符合吗？没有特例？

其实也是有的。比如吕正操，他是东北军起义将领，1937年才率部加入我方阵营并正式入党。像吕正操这种情况，怎么可能会有红军师级职务呢？因此对待特殊情况，肯定不能一味教条地按照标准来走。另外3条标准，吕正操全部符合，综合评定后获得上将军衔。

再比如韦国清，他的军事生涯起步并不突出，红军时最高职务为团级。然而解放战争时期，韦国清既当过苏北兵团司令员、又出任过第10兵团政委，明显超出了标准。结合将领的实际发展特点，他也被评为开国上将，而非中将。

彭绍辉是一野名将，他不符合“解放战争时副兵团职务”标准，但当时一野全军都没有兵团副司令，野战军的职务设置比较特别；如果有的话，以彭绍辉当时的军内地位、履历，是能当上兵团副职的。军委综合考量后，55年彭绍辉也被授予上将军衔。

有人说韩先楚后期发展好、解放海南有大功，得到大首长特批才成为上将，这种说法不客气地讲，很幼稚。就以韩先楚为例，上述4条关键标准，哪一条不符合呢？全部吻合，这样的将领评上将，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特批，本来明确规定的就是如此。但凡军队重要工作，在整体推进上必然是按照规章制度执行。

本栏目由军事历史作家运营，专注于军情、军史、战史、国际关系研究，以专业视角为您还原全貌，带来精彩细节。作品覆盖图文、视频、音频领域，欢迎关注以获得更多精彩文史内容，也欢迎您点赞、评论支持，作者期待您宝贵的意见建议。本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