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中印边界，藏南地区，我军百余名官兵手持轻武器一线排开，怒目而视，眼中满是对侵略者的愤恨。站在他们对面，是打算挑起战争、蚕食我国领土的印军。
高原河谷的暴雨如同黄豆般砸在我军官兵的头盔上，可是他们一动不动。在这无言的逼视，敌人最终沉默退下。
这场少有人知的桑多洛河谷事件，差点酿成了第二次中印边界战。
藏南边境之争
清朝时期，清廷应西藏求助，派兵击退尼泊尔，并且长期驻军。以此为标志，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
20世纪50年代，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印度趁新中国无暇顾及西藏之机，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占领了达旺等地。
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军加快侵蚀脚步，侵占了藏南一带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
山脉绵延的藏南地区森林茂密，植被丰富，蕴藏着大量的矿藏、石油资源，是经济建设的强大资源。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地缘战略上，藏南都对中国的安全与稳定都相当重要。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终于可以腾出手，与印度解决西藏历史遗留的问题。随着解放军进入中印边境地区，两国的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尖锐了起来。
1962年爆发的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印度战败，颜面尽失，举国上下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
尤其是印度鹰派，满怀仇恨和愤怒，一直想“一雪前耻”。
经过20年的韬光养晦，印度开始自我膨胀，觉得向中国复仇的时机来了。
英迪拉·甘地内阁吸受了1962年的教训，决定将保卫位于西藏南部的达旺地区作为印军的一项基本任务。
达旺是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具有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意义。
从1983年开始，印军每年都会派人潜入达旺侦察。
1984年，新总理拉吉夫·甘地上台。他拒绝了中方一系列的和平建议，重新启动印度之前激进的“侵略前进”政策。
之后，印军鹰派首领塔拉吉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
在塔拉吉的指挥下，印度举行了代号为“棋盘行动”的大规模军演，还将5万军队调往了藏南地区，3个陆军师则调往了位于中印边境的旺敦附近。
塔拉吉自认为今时不同往日，印军的实力早已远远超过1962年。如今的印军装备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可提供给养、支持地面攻击。
按照他的设想，如果开战，印军可以轻松利用新式装备“围歼”中国军队，说不定还能进入西藏纵深作战，将战线推进至雅鲁藏布江一线。
印度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我国也做了应战准备。
此时，中印边境的局势已经像个炸药桶一般，一触即发。
许多西方外交官纷纷预言，人们即将目睹“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
但是中国和印度谁都不想做那个先点燃引线的人，因为谁也不知道贸然开火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边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冲突，而是处在一种僵持的状态。
可是，1987年5月，炸药桶突然被点燃了。
桑多洛河谷事件
1987年5月的一天，山南军分的一支机动巡逻队在藏南一带巡逻。
巡逻队由一位副团长带领。当他们一行人到达桑多洛河谷地段时，已经天黑，副团长下令就地宿营。
桑多洛河谷位于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属于西藏错那县勒布乡太宗山。这个地区在中印边界东段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巡逻队安营扎寨后，到了晚间9点多，负责夜间警卫的卫兵突然发现，河谷南端山口上出现了火光，还隐约能听到人说话的声音。
卫兵立刻报告了副团长。两个小时后，侦察参谋回来报告，印军占领了河谷的一处制高点，并在那里构筑了战斗工事。
大家的神经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因为这处制高点之间一直默认是我方所有，现在印军出兵占领，难道是想挑衅我军？
第二天早上，巡逻队全体战斗员进入战斗状态。
8点多左右，副团长带着几个侦察兵、一名报话员和一名翻译，去和印军交涉。
印军态度蛮横。他们发现来的中国军队人数不多后，甚至直接掏出武器，试图用武力威胁。
由于人数悬殊，副团长下令撤回。
但在我军人员回撤过程中，惨剧发生了——印军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副参谋长。后来，印军将这次开火解释为“意外走火”。
我军副团长当即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战斗中，我方伤亡十余人。
下午，印军出动了加强连展开了攻击。副团长迅速向山南军分区作了报告，表示将坚守到最后一个人。
山南军分区在接到报告后，立刻抽调、组织机动兵力增援巡逻队。西藏军区首长也立刻命令山地步兵53旅紧急出动，增援桑多洛河谷方向。
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三天下午，由于我军的顽强抗击，印军在伤亡了数十人后，停止了进攻。
由于我军的增援力量不断增强，印军也开始不断地调集兵力。
冲突发生两周时间，印军已经调集了一个军部、两个师的兵力，还有大量炮兵与坦克。
印军的反应，明显有扩大和升级战争的意图，我军也开始增援人马。
总参作战部向第13、21、54集团军下达了预先号令，要求部队做好入藏准备。此外，成都军区在西藏开设前进指挥所，组织勘察道路和地形工作。
当时我军的方案是这样的：部队在6月底完成集结准备，7月作为战役开始的初步时间，待第二批作战部队到达后就开始发起进攻。
战役有两个基本目标：第一，歼灭印军前线主力师；第二，收复藏南争议土地。
就这样，桑德洛河谷的小规模交火，已经升级为了两军直接开战。
和平解决背后的无奈
当时在印度国内，对是否应该和中国开战、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方面，印度政府发现中国并不像鹰派所说的不堪一击；另一方面，印度对中开战不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
当时苏联正处于解体前夕，国内外都忧患重重，根本无暇顾及印度。
早在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新德里时，就婉转地向表达了态度－－表示了中印如果发生冲突，苏联不会站在任何一边。
至于美国，当时和中国正处于蜜月期，更不会支持印度了。
就在西方媒体纷纷预测第二次中印战争会在何时爆发时，印度高层内部的理智派最后占了上风。
拉吉夫·甘地并不希望真的挑起一场同中国的全面战争。因为无论胜负，这场战争的结局对印度而言都是得不偿失的。
当年7月，拉吉夫·甘地在北一次群众集会上说，有关中印边界局势的报道是由某些西方大国蓄意传播的，目的是要在印中两国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
我国敏锐地捕捉到了印度态度，也开始谋求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中印冲突。
两国都意识到了边境地带对峙的危险性，决定逐渐减少前沿兵力部署。
8月，我国中央军委解除了西藏作战任务部队的任务，向印方移交了战俘和战死人员的尸体。
而印度方面也就一开始在桑多洛河谷开枪误击我军战士作出道歉。
1987年险些爆发的中印第二次自卫反击战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场充满硝烟味的边境冲突中，其实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有很多期待开战的人。
包括我军许多参战的指战员，都曾经跃跃欲试。
因为我军当时实力来讲，战斗力和后勤补给已远超1962年的状态，很有可能将印军全部击退，一举收复藏南，彻底解决多年的争端。
正因如此，当和平解决争端、失去武力开战的机会后，这些人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在战与和之间，北京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这当然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从国际局势上来讲，当时印度已有求和的举动，而且美苏两方都不支持中印开战。
从国内大局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改革开放步入了转型时期，中央财政捉襟见肘，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出现。这是一段充满矛盾的发展岁月，即所谓“在阵痛中前行”。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
这段时期，就是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军队忍耐时期”。
然而，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最重要的是，我国边境当时还存在另一个巨大的隐忧——越南。
1987年，中越之间的老山轮战仍在进行。一旦我军和印度开战，战争的规模、时间和发展都难以预料。
跟1962年比，我军进藏的运输保障能力有所增强，如七十年代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正式投入使用，八十年代青藏公路全线黑色路面铺筑工程基本竣工。但总体上来讲，川藏公路还处在半瘫痪状态，我军空运能力薄弱，后勤保障能力还是有限。
一旦对印开战，越南如果趁火打劫，大举进攻中越边界，我军将面临两线作战，很有可能腹背受敌，应接不暇。
所以，当印度释放求和信号后，我方也没有主动发起战役。一场冲突就这样以和平方式化解了。
印度为自己避免了战争而庆幸，我们为迎来和平欢呼的同时，也为失去了收复藏南的重要机会而惋惜不已。
参考资料：
一声长叹：1987年中国差点从印度手里收回藏南
1987年解放军收复藏南作战计划始末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