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一些高级干部中，有人的一生是坎坷不平，像师哲就是其中之一。

用他自己的概括一生：20岁前在陕西省读书，1925年起在苏联学习15年；1940年回国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18年；受审查、外放19年。直到1988年，组织作出没问题的结论。

从五十多岁不能工作，直到七十多岁。

1925年，正值20岁的他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年，选择了一条影响和改变一生的方向。这一年要离开陕西去上海报考上海大学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学习和提高，因为豫西作战东进道路不同，重返西安。后来各种因素下，投笔从戎到冯玉祥部队担任一个排级副官，并保举到开封军官学校学习。

因为冯玉祥加入北伐军序列，国共之间在合作时期，冯玉祥部也有苏联顾问，还有共产党员活动。那时候国民党、共产党都抽调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兵到苏联留学深造，师哲、王智涛等都是从西北军到苏联学习，并且留在苏联多年后，回国后参加革命的。

师哲从1925年到1940年到15年里一直留在苏联，一开始到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习2年。后转入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学习。1年后毕业，担任工程学校中国排排长，兼翻译工作以及文化教员。1929年到新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他所在的第三局主要对付外国间谍，主要是学习，看文件、整理案卷，熟悉情况等，1930年要求回国，没有被批准。

1938年离开西伯利亚安全部队，到莫尼诺儿童院担任副院长兼教务长，后改为任弼时等秘书，并在1940年跟着一起回国工作。到延安后 ，担任主席的俄文翻译，名义上还是任弼时的秘书。1943年到基层接受锻炼。1944年调任到社会部发挥作用。

解放战争时，一直在中央首长身边担任翻译任务，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解放后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长期参加中苏两国领导高层谈话翻译等。

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离开北京到山东担任书记处书记。这是他主动要求到，而且还费一番心思，给书记处写信希望到地方做实际工作锻炼自己。到地方后，他觉得不能适应人际关系，处世技巧，光努力工作是不行的，还必须辅以其他本领，或者比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本领，因为不懂处境十分艰难。

后来因所谓问题，因此下放劳动到陕西扶风农场，工作四五年，搞畜牧、果木技术研究管理。1962年，他被叫去北京被告知不归中组部管，公安部派人把他接走，被监护三四年时间。

1966年，又把他转移到秦城；1978年他才被解放出来，并担任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顾问。

对于顾问师哲是听说过的，像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很要好，军队和地方单位都有苏联专家担任顾问，他们的话很有份量，一般情况下我们这边都会采纳。

可此时的顾问并非过去苏联顾问，此时的顾问在1975年设立在军队、地方，主要是精简机构臃肿人员，让身体不适的退居二线，可以做做调查研究，给在职的领导反馈意见等。

或许师哲离开有误，认为顾问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虽然七十多，但对工作很认真，很重视，每天都是准时上下班，了解情况，召开会议，同人谈话等。

后来，他渐渐擦觉到味道不对，经过打听后才知道“顾问”是二线，不能干预主要领导的工作，可以提建议，搞调查。而他抓工作太实，已经超过二线的范畴，干扰到别人的工作，感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