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马拉博机场时，赤道的热风裹挟着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混杂着泥土与某种不知名花果的气息。我攥着行李箱拉杆的手心沁出细汗，抬头望见航站楼斑驳的墙皮，忽然意识到，这场跨越一万两千里的旅程，终于在这片陌生的非洲大陆落下了第一脚。如今一个月过去，行李箱的滚轮还沾着机场跑道的红土，而我们这支医疗队的每个人心里，都已沉淀下比红土更复杂的滋味。

图为马拉博地区总医院

医疗队驻地选在一栋两层小楼，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种着几个不知名称的当地花草。最初一周，我们忙着清扫各自的房间，用消毒水反复擦拭墙壁上霉斑的痕迹。

当地雇员Juan总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他告诉我，现在这里是雨季，这已经是城里最“体面”的住处了。直到周末到当地菜市场购物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他话里的含义——排水沟里漂浮着腐烂的菜叶与塑料袋，成群的飞虫在路灯下盘旋，穿拖鞋的行人蹚过积着黑水的路面，空气中弥漫的腥臭味让我瞬间屏住呼吸。

第一次走进当地医院的门诊楼，比出发前培训时看到的照片更触目惊心。诊室的木门缺了块角，露出里面朽坏的木茬；诊床的床垫上有深色的污渍，说不清是血渍还是药液；走廊尽头的厕所没有门，苍蝇嗡嗡地撞在积着污垢的玻璃窗上。最让人揪心的是药房，货架上稀稀拉拉摆着几排药瓶，我问对方，医院就只有这些药物品类吗？他们表示，医院没有能力贮备更多的药品，平时要用药物时，让患者及家属到当地药房购买。当我再问“这样不会延迟用药时机吗？”的时候，对方无奈地表示，没有更好的办法。有些患者连药物都购买不了，因为没有钱。我听了，心里一紧，我没有再问下去了。

图为内科医生办公室

记得某个周二的上午，我在内科住院部接收了一位右侧肾癌的患者，她当时疼痛得非常厉害，但仍无声地坚持着，眼光里有恳求。让我小声地问护士长，“这有吗啡注射液吗？先帮他注射10mg。”护士长无奈地回答“这种药品，我们已经无药很久了，就是基本的非甾体止痛针，这两个月都无药。”接着见她给患者一片“布洛芬”。我想，这药片能有效止痛吗？我看着窗外墙皮剥落的住院楼，忽然理解了出发前老前辈说的那句话：“在非洲当医生，首先要学会和‘不可能’打交道。”

乡愁像院子里疯长的爬藤，不知不觉就缠绕住每个人的心。点长师姐也看到大家近段时间每位队员的思乡情结，在周五晚上在餐桌旁边与队员谈心，大家欲言又止；这些思绪无法舍弃，说出来，将会增加负担。师姐最后决定周日组织一次海边散步，让大家勇敢地融入当地，让大自然冲开大家心中的迷茫，更好地在这里生活，不能让家人为我们担心。

图为赖树森医生（左三）与援非医疗队员工作日通勤路上

周日那天，太阳一早就跳出海面，将光和热无私地布满大地，让大家心情好了一些。队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了海边。那片海滩在城市边缘，沙粒是粗糙的金色，海水却蓝得惊人。大家光着脚踩水，任凭浪花打湿裤腿；拾起五颜六色的贝壳，有说有笑，笑声随着海风飘出去很远。当我们的厨师根哥生火烤鸡翅的时候，队长举起饮料罐：“各位，咱们来这儿不是享福的，但也不能把自己憋出病来。想想那些等着咱们救命的人，再想想家里盼着咱们回去的人，咱们得好好的！”

团建回来的第二天，我们都将对家人的思念埋藏在心里，怀着当初接受任务的初心，来到医院，开展我们的援外医疗工作。这片土地直接的方式展现着它的贫瘠与艰难，却也用纯粹的善意回应着我们的付出。当白大褂的衣角拂过诊室斑驳的墙面，当听诊器贴上患者温热的胸膛，那些跨越山海的距离，那些难以言说的乡愁，似乎都化作了掌心的力量。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守护生命，却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的生命也变得更加丰盈。

或许这就是援外医疗的意义——不仅是传递医术，更是在不同肤色的掌心之间，传递着关于希望的接力棒。而这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十七个月，注定会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厚重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