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染山河铸画魂——李可染的艺术变革与时代印记

文\张占峰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李可染是一位如丰碑般的人物。他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艺术追求，在山水画、人物画领域开辟新境，尤其笔下的牛，更是成为跨越时代的艺术符号。从江苏徐州平民家庭的孩童，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可染的一生，始终与时代同频，以笔墨为刃，剖开传统绘画的桎梏，以写生为径，走出中国画变革的新路。他的艺术不仅承载着对传统的敬畏与创新，更饱含着对家国、对人民的深沉情感，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1907年，李可染出生于江苏徐州一个贫苦的平民家庭，原名李永顺。父亲是逃荒至徐州的贫农，后以厨师为业，母亲则是城市贫民，双亲均不识字。这样的家庭背景，并未阻挡李可染对艺术的天然热爱。童年时，他便常用碎碗片在地上临摹戏曲人物，那稚嫩却专注的笔触，总能引来邻人的围观赞叹——或许从那时起，艺术的种子已在他心中悄然萌发。

1914年，李可染进入私塾读书，奈何“穷巷无良师”，两年间学业无甚进展，唯有对写字画画的热情有增无减。幸运的是，塾师偏爱他的灵气，对其课堂上的涂鸦不加阻止，这份包容为他的艺术兴趣保留了生长的土壤。1916年，李可染入读徐州“吴氏兄弟小学”，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启蒙者——图画老师王琴舫。王琴舫发现了李可染的艺术天赋，赞其“孺子可教，素质可染”，并为他取学名“可染”。这个名字，不仅是对他艺术潜质的认可，更像是一份期许，伴随他此后八十余年的艺术人生。

1920年的暑假，是李可染艺术之路的重要转折点。他游览徐州城垣时，偶然在快哉亭旁的集益书画社窗外，看到数位老画师作画。他被那笔墨间的韵味深深吸引，连续多日在窗外伏地观摩，后鼓起勇气登堂入室，拜徐州画家钱食芝为师，正式开启书画启蒙之路，研习王石谷一派的山水画。钱食芝的教导，为李可染打下了传统山水画的初步基础，也让他真正走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世界。

1923年，16岁的李可染离开徐州，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普通师范科，学习图画与手工。在上海美专的两年，是他艺术视野极大拓展的时期。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吴昌硕的真迹，那雄浑苍劲的笔墨、古朴厚重的风格，让他对传统绘画的理解又深一层；更重要的是，在学校的一次纪念会上，他聆听了康有为的演讲。康有为提出“中国唐宋绘画是世界艺术的高峰”，这番话如惊雷般震撼了李可染——原来中国传统绘画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也让他坚定了“献身绘画艺术”的人生志向。1925年，李可染的毕业创作——一幅王石谷派细笔山水中堂，以其精湛的技法和深厚的传统功底，名列全校第一，校长刘海粟亲自为其题跋。这份荣誉，是对他两年求学成果的最佳肯定，也让他在画坛初露锋芒。

毕业后，李可染回到徐州，先后在第七师范附小和私立徐州艺专任教，直至1928年冬。这段教学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实践经验，更让他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对绘画的理解愈发深刻。1929年，李可染凭借过人的天赋与实力，越级考上西湖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研究部研究生，师从林风眠与法籍油画家克罗多，专攻素描与油画，同时自修国画与美术史论。林风眠的现代艺术理念、克罗多的西方写实技巧，与他自身深厚的传统功底相互碰撞，为他后来融合中西、变革中国画埋下伏笔。同年，杭州“一八艺社”成立，李可染成为最早成员之一。1931年，“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习作展，鲁迅为展览撰写《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李可染的作品也因此受到更多关注，逐渐在画坛崭露头角。

1930年至1932年，因时局动荡，“一八艺社”成员先后被迫离校，李可染在林风眠的暗中保护与资助下，离开杭州返回徐州。回到家乡后，他并未停下艺术的脚步：1932年，他举办首次个人画展（以油画为主），创办“黑白画会”，其大幅《钟馗》还入选南京第二届全国美展；同年，他在徐州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将自己的艺术理念传递给更多青年。1933年冬，26岁的李可染再次举办个人画展，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地方画坛的地位。

1935年，李可染游历泰山，并前往北平故宫博物院，饱览历代名画。故宫的藏画，如顾恺之、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历代大家的作品，让他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对笔墨、意境的理解达到新的高度。这次北平之行，成为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充电”之旅，也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的传统养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家国危难之际，李可染毅然投身抗日宣传工作，加入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等地绘制抗日宣传画。1938年，他又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部门继续从事爱国宣传活动。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的画笔不再仅仅是艺术表达的工具，更成为唤醒民众、抗击侵略的武器。1939年，为表达国仇家恨，他创作了宣传画《是谁破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画面中破碎的家园、苦难的民众，字字泣血、笔笔含情，深刻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激发了无数国人的爱国热情。

1940年，李可染移居重庆金刚坡下的赖家桥，与文艺理论家蔡仪同室居住。在这段相对安定的时光里，他与蔡仪相互切磋艺事，共同探讨新艺术理论，逐渐从抗日宣传画创作转回中国画的创作与研究。1941年，郭沫若为李可染题写两首题画诗，一首五律《题水牛图》，一首七律《题峡里行舟图》，字里行间满是对李可染艺术的赞赏，也成为他艺术转型期的重要见证。

1942年，是李可染艺术生涯的关键节点——他开始专注水墨写生，尤其钟情于画牛，并在重庆参加当代画家联展。这一时期，他的古典写意人物画《屈原》《王羲之》《杜甫》，以及山水画《风雨归牧》等作品相继问世，标志着他的山水画创作进入“古典期”（1942—1953）。这些作品既延续了传统文人画的意境，又融入了他对时代、对人物的理解，笔墨间充满人文关怀。1943年，李可染应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邀请，担任中国画讲师，直至1946年9月。在国立艺专的三年，他全身心投入中国画教学与研究，主攻山水、古典人物与牧牛图，创作了《公荫观瀑图》《执扇仕女图》《拟八大山人》《仿石涛》等经典作品，进一步夯实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1944年，《李可染水墨写意画展》在重庆举办，徐悲鸿为画展作序，老舍则撰写《看画》一文，文中对李可染的山水画和水牛图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笔墨沉厚，意境深远”。这次画展，是对李可染水墨探索成果的全面展示，也让他在全国画坛声名鹊起。1945年，他与林风眠、丁衍庸、关良、倪贻德、赵无极等艺术家联合举办《现代绘画联展》，同年又在昆明举办个人画展，创作《放鹤亭》《棕下老人图》等作品，艺术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1946年，李可染应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邀请，前往该校任教。1947年春，他正式拜齐白石为师，此后十年，他朝夕相随齐白石，深得齐派大写意的精髓——齐白石对生活的热爱、对笔墨的简练追求，深刻影响了李可染的创作；同时，他还悉心研习黄宾虹的积墨法，黄宾虹“墨分五色”的技巧，让他的山水画在墨色层次上有了质的突破。齐白石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与黄宾虹的“浑厚华滋”，共同塑造了李可染后来的艺术风格。1948年，李可染在北平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徐悲鸿对其作品青睐有加，收藏了《拨阮图》《怀素书蕉》等近10幅写意人物画，这些作品后来被珍藏于徐悲鸿纪念馆，成为两位艺术大师艺术交流的珍贵见证。

1949年后，新中国的成立为文艺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李可染也迎来了艺术生涯的“新时代”。他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副教授。同年，他在《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发表《谈中国画的改造》一文，明确提出“中国画需要发展，需要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绘画的写实技巧，让中国画更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这篇文章，既是他对中国画发展的思考，也为他此后的“写生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他又在《人民美术》第五期发表《云冈石刻印象》，分享自己考察云冈石窟的感悟，展现出对传统艺术遗产的重视。

1951年，李可染随同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师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与农民的近距离接触中，他深刻感受到劳动人民的淳朴与坚韧，这份情感也融入到他的创作中，他创作了新年画《工农劳动模范北海游园大会》，画面充满喜庆、祥和的氛围，生动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1952年，他再次前往云冈石窟考察，并参加中央文化部组织的炳灵寺石窟考察团，沿途参观龙门石窟、西安碑林等大型石刻。这次考察，让他被汉代艺术的雄浑气势与质朴风格深深震撼，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语言。

1953年，李可染与张仃、罗铭在北京联合举办写生联展，展出的作品多为他们深入生活、实地写生的成果，打破了传统山水画“闭门造车”的模式，在画坛引起不小的反响。1954年，是李可染“写生变法”的关键一年——他特意镌刻“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以明其变革中国画的决心：“胆”即敢于突破传统束缚，“魂”则是追求艺术的精神内核。这一年上半年，他与张仃、罗铭一同开启首次长途写生，历时三个多月，足迹遍布大江南北；9月，三人在北平北海悦心殿举办水墨写生画联展，展出的作品以鲜活的生活气息、新颖的表现手法，彻底打破了传统山水画的程式化表达，标志着李可染的山水画创作进入“转型期”（1954—1965）。

1956年，李可染开启了更为漫长的写生之旅——历时八个月，行程数万里，作画近二百幅。从江南水乡到西南边陲，从鲁迅故乡绍兴到四川嘉定大佛，从峨眉山秋色到巫峡百步梯，他的足迹所至，皆成为创作的源泉。在写生过程中，他不断探索“对景写生”与“对景创作”的结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山水画风：他将西方绘画的透视、光影技巧融入传统笔墨，用厚重的积墨表现山水的层次感，用简练的线条勾勒景物的形态，既保留了传统山水画的意境美，又增添了现代绘画的写实性。这次写生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举办“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作品观摩展”，展出的《鲁迅故乡绍兴城》《万县》《江城朝雾》《嘉定大佛》《峨眉山秋色》《巫峡百步梯》等作品，让观众看到了中国画的新可能——原来山水画可以如此贴近生活，如此富有时代气息。

李可染的“写生变法”，不仅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更推动了整个中国画坛的变革。他主张“深入生活、师法自然”，打破了传统山水画“临摹仿古”的单一路径，为中国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的山水画，不再是脱离现实的文人雅趣，而是充满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人民生活的关怀，成为新时代中国画的典范。

李可染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山水画的变革上，他的人物画与“牛画”同样独具特色。他的人物画，无论是《屈原》《王羲之》等古典人物，还是《工农劳动模范北海游园大会》等现代题材，都注重人物神态与情感的刻画，笔墨简练却意蕴深厚，既继承了传统写意人物画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观念。而他笔下的牛，更是成为他艺术的“代名词”——他画的牛，或低头耕耘，或昂首远眺，笔墨沉厚、形态生动，既展现了牛的憨厚与坚韧，又隐喻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与奉献，更寄托了他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追求。他的《李可染画牛》画集，成为无数美术爱好者的必读书籍，笔下的牛也成为跨越时代的艺术符号，深受大众喜爱。

在艺术教育领域，李可染同样贡献卓著。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他始终主张“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创新能力。他将自己的“写生变法”理念融入教学，鼓励学生走出画室、深入生活，从自然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他的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美术家，如黄润华、李行简等，他们继承了李可染的艺术理念，继续推动中国画的发展与创新，形成了“李可染学派”，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年的李可染，用笔趋于老辣，艺术风格愈发成熟。他72岁时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在更高的平台上推动中国画的发展。他的代表画作《漓江胜景图》，以厚重的积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漓江的秀水奇峰，意境悠远；《万山红遍》更是将“红色山水”推向艺术高峰，画面中满山红叶如烈火燃烧，既展现了祖国山河的壮丽，又蕴含着对新中国的热爱，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井冈山》则以雄浑的笔墨，刻画了井冈山的巍峨险峻，寄托了对革命圣地的敬仰之情。这些作品，不仅是他艺术成就的巅峰之作，更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宝贵遗产。

李可染的一生，是对艺术执着追求的一生，也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平民孩童成长为画坛巨匠，从传统绘画的继承者成为中国画的变革者，用笔墨书写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情感。他的“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不仅是他个人的艺术信条，更成为激励后世美术家不断创新的精神动力。他的艺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既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连接中国传统绘画与现代绘画的桥梁。

如今，李可染虽已离世，但他的艺术作品与精神遗产，依然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美术爱好者与创作者。他用笔墨染就的山河，永远镌刻在中国美术史的丰碑上；他对艺术的忠诚、对创新的勇气、对人民的情怀，永远是后世艺术家学习的典范。墨染山河铸画魂，李可染的艺术人生，将永远闪耀在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星空中，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张占峰 2025年6月于京华云海轩

张占峰，生于北京，现任北京走近画家编辑部主编，是中国书画艺术领域颇具影响力的资深编辑与研究者。多年来，他在美术评论领域颇有建树。他深耕此域，笔耕不辍，曾为诸多美术名家撰写评论文章，篇数颇丰。其评论既具专业洞察，又能精准捕捉作品特质，在业内积累了一定影响，是美术评论界值得关注的研究者。

以专业视角与深厚积淀，在艺术出版界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与行业影响力。其职业生涯以艺术出版为核心阵地，深耕细作多年。 期间，他主编和编著了《传承-中国书画精品》《走近画家》《大家风范》《中国当代画坛精品集》等系列画集，以及《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中国当代名家画集》等多部精装画集。 这些作品均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荣宝斋出版社等国内顶尖艺术出版机构出版，累计编辑及主编艺术著作、画集逾百部，发行总量近一百多万册。

所编著的作品涵盖中国书画理论研究、名家作品集、美术评论等多元范畴，既注重学术深度的挖掘，又兼顾艺术表现力的呈现，实现了专业性与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因其编著作品突出的文化价值与广泛的艺术影响力，多部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列为馆藏图书，成为研究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文献资源，为推动中国书画艺术的传承、研究与传播作出了切实而深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