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办一宗故意杀人案，该案案卷数量虽不多，但却有数量巨大的言辞证据，包含了嫌疑人供述各十份，二十余名证人的证言，言词证据几乎占案卷总量的一半以上。

在进行案卷摘录的时候，我发现公安对许多实施细节的发问非常细致，如嫌疑人在案发前后的行程情况、证人与嫌疑人之间的家庭关系等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这当然给我的证据摘录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也让我产生了疑惑：为什么办案民警要把这些明显与核心案情无关的内容也写进去？

在与同行的交流过程中，我逐渐解开了这个迷惑：言词证据不仅仅是公诉机关和辩护人争辩“是罪非罪”的素材，更是侦查机关调查犯罪事实、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工具。

对于检察官、律师而言，接手刑事案件时，往往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犯罪指控对象与指控事实，就像是一名枪手举起枪对准目标，而大家无非是基于枪手的姿势、持枪的角度、枪手的经验、枪支的精准度、射击的距离、可见度和风速等因素，来判断能不能击中目标，但对于侦查机关而言，调查刑事案件就像是枪手在丛林中寻找目标，因此信息获取的密度和广度，必然远高于前者。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公安机关所制作的笔录必然带有另外一重职责：成为缩小排查范围，并且最大限度查明案件事实的工具，笔录必然将会带有许多公安机关在调查案件时所收取到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未必完全都有助于指证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

我们为什么要摘卷？我们要通过摘卷实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我在文章《》中有所讨论，但在这里，我发掘出来摘卷的新的意义：将体量庞大的公诉证据卷提纯，剔出那些与是否构成犯罪无关的因素以及与量刑无关的干扰信息，以辅助司法机关更准确的对案件进行罪名的定性以及刑期的定量，最终实现辩护目的。

2025年6月25日，写于领取某案46卷、10000页案卷的晚上。

[完]

叶东杭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学院证据法学课程校外导师。从业期间，叶东杭律师主攻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税务犯罪辩护，每年经办大量刑事案件，拥有丰富的信息网络犯罪、税务犯罪辩护经验，曾在经办的多个案件中取得不起诉（无罪）、无强制措施释放（无罪）、缓刑、胜诉、二审改判胜诉等成果及侦查阶段取保候审、不批捕取保候审的阶段性成果。为更好地实现刑事辩护专业化，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刑事辩护服务，自2023年1月1日起，叶东杭律师只承接、承办刑事犯罪辩护业务、企业刑事合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