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未必实施的写作计划——我的鲁迅研究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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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很多设想和计划，最后都会、只会成为狂想，最多留下想的痕迹，而不见实施的结果。有的云散于来去无踪的记忆碎片，随着时间的河流消失，甚至连想的痕迹都不会留下。生活里有很多理想和冲动大抵会如此，即使是写作、研究，难免也会归于这样，夜梦的边缘仿佛有超出自己想象的精彩构思、语言流淌，随着梦影的逝去，它们也会一同消失。但是，如有可能，就应该起身记下那些闪光的碎片，以及成规模的计划。因为毕竟你这样设想过，设想的理由在当时一定是充足的，可行的，只是由于时间、精力、学力、条件，没有办法去行动。将这些痕迹记录下来并非没有意义，这意义就是曾经拥有的兴奋，抑或它们转变为别的形态部分地在写作中闪现过的欣慰。
以下描述多属于想象，即使我会以很切实的笔法写出，很可能也只不过是一种情景假设，并不属实。“非虚构”里的“虚构”部分是最诱人评说的，但它们本质上还是属于虚构。
任何出版机构的朋友都不要依据我的以下描述来约稿。它们的实现大抵属于无有。只有我们都这样认为了，我才有可能任由自己说出这些话。
关于鲁迅研究，“我”，居然可以列出如下诱人深入的题目。
一、一百个鲁迅冷故事
我想写一个系列的文章，讲鲁迅故事。可以写到六十到一百则。这些故事有两个特点：一是一般传记、年谱里未曾记述，但书信、日记以及友人回忆里可以读到，从这个角度讲，它们都是“冷”故事；二是它们都贯穿着一个主题，共同促成一个鲁迅形象，以佐证鲁迅凡事总是为他人着想，从而作出或修正自己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故事又是描述一个“热”鲁迅的形象。我已经搜集了三十个左右。这里不妨试举两则，一起感受一下。
1.给马珏寄书
在鲁迅交往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马珏的小字辈非常特别。她出生于1910年，小鲁迅近三十岁。她是鲁迅的好友、著名学者马幼渔的小女儿。在当时的京城文化界，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可谓是十分闪光。据多人回忆，马珏天生丽质，凡出现的地方都会引来注目，成为焦点。
马珏1926年成为孔德学校学生，1927年至1929年又在中法大学伏尔德学院预科学习，1929年春转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至1934年为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二十四岁之前的求学经历就很不平凡。
鲁迅是马幼渔家中常客，与马珏见面的次数也就很多。少时的马珏就十分佩服、崇仰鲁迅。关于自己将来有志于学农这样的设想，也向鲁迅请教。鲁迅与马珏也确有多次书信往来，内容以讨论志业为主。鲁迅辗转到上海后，仍然有与马珏往来的记录。我这里只引用1929年鲁迅北上北平探亲时，在致许广平信中所提及者为例。1929年5月17日信告：“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是因疮进病院多日了。”29日又告知：“昨天又买了些笺纸，这便是其一种，北京的信笺搜集，总算告一段落了。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即使未见，马珏的情形也是函告内容。
我这里要讲的是一个平常故事里的微小细节。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经常会与北平诸友保持书信联系，且常常以寄赠书刊为主。有些书是在北京出版，那鲁迅就会开一名单，托好友代赠。比如，1927年1月10日，鲁迅致信韦素园：“《坟》想已出，应送之处，开出一单附上。”鲁迅开出的名单如下：“张凤举、徐耀辰(祖正)、刘半农，以上三人，未名社想必知道他的住址。常维钧、马珏(后门内东板桥五十号，或：孔德学校)、冯文炳(大约在北大，问北新局，当知)、陈炜谟、冯至，上两人是沈钟社里的，不知尚在京否？如知地址，希邮寄。此外也记不起什么了，此外如素园，丛芜，静农，你……，自然应各送一本，不待说明。”（为方便阅读，笔者对原信的名单铺排方式略加改动。其中“素园”和“你”应为笔误。）
从这个名单可见，马珏在赠书名单里直接并列于北大教授和作家行列当中。十分重要。
这样的赠书习惯一直保持着，直至1933年，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仍然表示赠书给马珏。2月12日信中写道：“今日寄《竖琴》六本，除赠兄一本外，余乞分送霁野，建功，维钧，马珏，及兼士先生之儿子(不知其名，能见告否？)为托。”
但到了这一年的3月25日，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却另有表述。他是这样说的：“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请分送霁、常、魏、沈，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
这是故事的重点，也是重点细节。本来鲁迅是常要托人赠书给马珏的，但今日悟到对方刚刚成婚，总有人去敲门送书，妥不妥呢？鲁迅肯定是认为不妥居多，所以又去信追告，不要为此打扰对方了。
这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守则。
不过呢，这封信的最后又添了一笔：“《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 既然上册送过，补齐下册自是应当。做事既要有边界，还要讲始终。
此后，则就不见马珏出现在赠书名单了。
那鲁迅是怎么意识到马珏成婚的呢？3月13日日记有记：“得幼渔告其女珏结婚柬。”
又及：名动京城的马珏，于1933年与天津一位普通的海关职员杨观保结婚，度过了平凡的一生。她曾发表过回忆鲁迅的文章。
2.参加李秉中婚礼
鲁迅一生中有众多青年学生，他曾给予他们学业上的教导、写作上的指导、生活上的帮助，同时又往往以平等姿态、平和态度和他们交谈，而非导师式训导。这些青年中有一位叫李秉中的，就与鲁迅保持着长期交往。李秉中，生于1905年，于1940年去世，四川彭县人。1923年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在课堂上有接受鲁迅教导的机缘，所以就有了课后的往来。从砖塔胡同开始，到阜成门内西三条，他多有拜访鲁迅的机会，是出入鲁迅家门最多的青年学生之一。李秉中于1924年10月入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春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去日本学习军事，后任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教官（据《鲁迅全集》注释）。1926年始，鲁迅也南下至厦门转广州又至上海。双方各奔东西，但通信却始终未断，直至鲁迅逝世前三个月都保持信息往来。
1929年5月20日，李秉中在北京举行婚礼，他未曾想到恩师鲁迅恰好北上探亲，居然在婚礼前一天得见，大喜过望，遂有了第二天鲁迅的亲临祝贺。但这祝贺却别有意趣。我们先看1936年10月20日鲁迅逝世次日，李秉中致许广平信的描述：“十八年（即1929年——本文作者注）我在北平结婚，先生参加婚礼后，缄告广平师母，于《两地书》中，改我名作李执中。当时先生曾说，我来并非贺喜，实因有所不放心之故，及新妇既至，遂觉放心，故不待行礼先行。问先生不放心甚么？他说我怕新妇比你高，后见是比你矮的矮子，才放心了。”（转自袁洪权《李秉中其人——从新发现的〈鲁迅先生遗书一束〉谈起》，《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2期，据袁文，此信属《鲁迅先生遗书一束》之一则，原载于南京版《新民报》副刊“新园地”第293期，1936年10月26日第4版。）
鲁迅的看点真是有趣，他对青年的关心到了如此细微的地步，想来一定是生怕因为个头矮而受欺负或产生自卑心理之类。我们还原这故事，自然要到鲁迅那里得呼应。查鲁迅书信，确有描述。5月19日夜，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描述当天与李秉中未约却遇的情形：“同日又看见执中，他万不料我也在京，非常高兴。他们明天在来今雨轩结婚，我想于上午去一趟，已托羡苏买了绸子衣料一件，作为贺礼带去。新人是女子大学学生，音乐系。”到21日，参加完婚礼之后，又信告许广平：“昨天午前往中央公园贺李秉中，他很高兴。在那里看见刘文典，谈了一通。新人一到，我就走了。她比李短一点，并不美，但也不丑，适中的人。”此信后来鲁迅重新校订时做了修改，语气更显“适中”。“昨天往中央公园贺李执中，新人一到，我就走了。她比执中短一点，相貌适中。”个头“比李短一点”才是重点。
而当时正在上海的许广平，在未见到鲁迅信时，也在5月23日通信里谈及此事：“李执中君五月廿日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结婚，喜柬今天寄到了。不知道你在北平遇见了他没有？昨天你是否忙着吃喜酒去，要是你们已经遇见了的话。”可知，李秉中事先并不知道鲁迅人在北京，而把请柬寄到了上海。可以想象，李秉中本人并未巴望鲁迅专程北上参加婚礼，但作为学生，他必定要以此方式向鲁迅报告喜讯。请柬23日方到，即是“后奏”旁证。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李秉中虽然后来到国民党军部做了职员，与鲁迅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他对鲁迅的敬仰却是始终的。面对时人对鲁迅种种污名化评价，李秉中坚定秉持对鲁迅的人格敬仰：“他实在是一个赤诚待人，毫无机心的。”（同上信）李秉中这样评价鲁迅，绝不是出于单纯的美好记忆和师生情谊。就在鲁迅病重的1936年7月，李秉中曾致信鲁迅，表示如果鲁迅同意，他可以利用自己身份为鲁迅取消国民党对鲁迅的通缉令。而鲁迅对此作出了拒绝好意的回应。“一是许钦文的回忆：‘鲁迅说，不必了，因为这样作，肯定是有交换条件的’；二是内山完造提及鲁迅曾讲过有南京学生写信劝他同意撤销通缉令事，‘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十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引自袁洪权文)
所幸的是，作为鲁迅的追随者，李秉中的赤诚也是令人动容的。1936年9月27日，离鲁迅逝世还不到一个月时间，李秉中有机会到上海探望了病榻上的鲁迅。算是为十多年的师生往来画上了令人欣慰的句号。
二、1925年的鲁迅
鲁迅一生中，哪一个年份最为特殊、最为重要、最为致命、最可称转折点呢？夸张点说，一千个研究者会有十种以上说法。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南京，到在日本仙台看幻灯片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从入职教育部得以北上北京，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从1923年兄弟失和，到1926年与许广平确定南下；从厦门广州再到上海，哪一个年份不是极其重要而又特殊。我也见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如讨论1923年、1924年的鲁迅，等等。
如果让我来选择并且去叙述，我会选择1925年。《1925年的鲁迅》也是我在二十年前就决定要写的一本书，为此还做了不少资料准备。我现在还能记得那些资料是用一台286电脑录入，用针式打印机打印在双边带孔的纸张上面。它们至今还应该在我的书堆里的某个角落。不过我已经无暇去寻找了。因为这个题目的写作还排不到日程上来。
为什么是1925年？且听我简略道来，看看有没有道理。
无论从社会活动还是文学创作，或是个人情感经历而言，1925年都是鲁迅一生中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第一天，鲁迅写下了散文诗《希望》。1925年的鲁迅继续他的小说创作。《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离婚》等，都创作于这一年。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在这一年结集出版。这一年，他与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文人学者展开了笔战，杂文笔法也因此更显锋芒，确立了鲁迅杂文独特的文体。《华盖集》是鲁迅杂文的转型之作，极具代表性。1925年的鲁迅肺病复发。这一年他结识了许广平，从此建立了通信联系。这一年他完成了《野草》的绝大部分篇章。1925年的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更多地与现实结合。除小说和散文诗之外，年初的二月，因《青年必读书》这一不足千字的文字，成为文坛上的议论中心。1925年的鲁迅继续从事文学翻译，完成了对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的翻译。这一年，他还组织了未名社，出版了“未名丛书”。
1925年的鲁迅，尚未从教育部的小公务员脱身，同时又在多所大学、中学任教。这是他一生中将所有角色同时扮演，多种创作同时进行，翻译、教学、编辑，公务、交友、论战同时开展的一年。此外的任何一个年份，似乎都没有这么“综合”，如此多样。解读1925年的鲁迅，应当是一个可以成立、非常有效的话题。
三、“文革”话语下的鲁迅
鲁迅研究一直受到时势影响。这种影响最为强烈的印迹应当是在“文革”时期。当我面对鲁迅与“文革”这样一个题目时，对鲁迅作品在“文革”时期被大量翻印、鲁迅作品的注释纷乱无边的现象惊讶不已。“文革”十年当中，全中国的“鲁迅学习小组”“鲁迅研究小组”可谓数不胜数。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大学，不但这样的学习小组随处可见，而且无论水平高低，大都有自己亲自加注的“鲁迅作品学习读本”。研究这些现象，既要从历史环境出发，还应从鲁迅自身的创作出发。为什么同样一句鲁迅话语，可以从不同方位去解释，去“强行阐释”？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个语言学问题，是个符号学问题，值得从多种角度去研究。
难度很大，但值得尝试。
四、“招牌”里的鲁迅
“招牌”是临时想出的一个词，因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统称。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以图为主编辑起来，以注解式的文字为辅，故事有背景则多写，故事简单就少注，没有可写的就不写。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图文书呢？是以鲁迅字体为招牌的集大成之作。鲁迅生前是很少去题写什么招牌的，但他身后却不断有他“题写”的各类名号。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去世以后被公认为书法大家的“书法家”。尽管他对自己的书法很不以为然。曾经扔出去被许广平从卖油条的地摊上捡回。鲁迅曾经多次评价自己的书法，总的基调就是认为不值收藏。如：“我的字而可以刻石，真如天津报之令我生脑炎一样，大出意料之外。”（1934年3月27日致台静农）“书名写上，但我的字是很坏的。”（1934年8月22日致伊罗生）“我的字居然值价五元，真太滑稽。其实我对那字的持有者，花了一笔裱装费，也不胜抱歉。”（1935年4月30日致增田涉）而现如今，鲁迅的字不用说五元，就是乘以百万叫拍，也定是抢着举牌。
无论如何，把鲁迅字体的“招牌”都编起来，可谓琳琅满目。这里不妨初步地举些例子，一起感受一下。
（一）机构：
我供职的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单位的门楼上就赫然以鲁迅体彰显自己的单位名称。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中国作家协会是专业性人民团体，用鲁迅体作招牌，那是当仁不让，理据充足的。中国作协下属机构里，最早使用鲁迅体的是《文艺报》。1949年9月正式创刊，就是集鲁迅体而成为自己独特的标识。另一机构鲁迅文学院也是鲁迅体，虽然鲁迅若在世未必会这样去题写，但他不能阻止后人以此表达敬意。“作家出版社”五个字也是鲁迅“题写”的，文学味道因此十足。其他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甚至其他文艺单位，也很有用鲁迅体挂招牌、作信封、设计LOGO的。如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等等，不胜枚举。
（二）报刊及报纸副刊：
《参考消息》的报名始终使用鲁迅字体，一些地方报纸也不乏其例，如《南阳日报》等。当然报纸副刊就更多了。如《人民日报》“大地”，《文汇报》“笔会”，《解放日报》“朝花”，《羊城晚报》“花地”，等等。
（三）出版机构：
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厦门大学出版社、大象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数量很大，需要统计。
（四）学校：
学校有两种。一种是以鲁迅名字命名的学校，一种是集鲁迅字体以为校名招牌的学校。前者也应多有以鲁迅体彰显者。笔者今年10月前往江苏盐城参加全国鲁迅学校的校际交流会，方知天下原来有如此众多的“鲁迅学校”，仅参加本届即第十七届“鲁迅学校”会议的，就有如下名称可见。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绍兴市鲁迅小学、绍兴市越城区鲁迅幼托中心、绍兴鲁迅中学、绍兴鲁迅高级中学、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绍兴市第一中学、绍兴市柯桥区鲁迅外国语中学、 绍兴市柯桥区豫才中学 、 绍兴市树人小学 、绍兴鲁迅幼儿园、上海市鲁迅幼儿园、上海市鲁迅中学、上海民办迅行中学、北京市鲁迅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北京鲁迅幼儿园、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学军中学、 新疆阿瓦提县鲁迅小学、鲁迅美术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树人留学。
一些看上去没有鲁迅名字的学校，是因为校内有鲁迅踪迹可寻。如北京第三十五中学内有八道湾鲁迅故居，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园内有鲁迅青年时代求学旧址。
以鲁迅体显示校名也很有一些，除上述“鲁迅学校”，我能立刻想到的有：厦门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等等。是很重要的“招牌”，有待查找。
（五）其他：说不定，肯定有。
五、旧瓶如何装得下新酒——鲁迅旧体诗背后的故事
2020年，我曾出版了关于《野草》的一本专书：《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那本书写作的起因，是想探讨作为一部在诗与哲学的层面上被反复探讨的作品集，其实也有很多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背景值得去挖掘、分析和研究。比如，《秋夜》所写其实是鲁迅迁入新居后在书房里向外观望时目力所及；《立论》里的那位“哈哈派”“老师”，其实也是有现实人物作为素材的，如陪同鲁迅等人一起去西安讲学的《京报》记者王小隐；《求乞者》里的乞丐形象是鲁迅日常出入所见的景象，等等。我姑且把这种考察称之为“本事考”。
完成这一课题的写作之后，我又有一想法，是否可以对鲁迅的旧体诗成因来一番考察和研究？鲁迅的旧体诗，在他自己的评价里似乎“不值一谈”，在其漫长的创作史上占比也的确很小，相比较其他体裁的作品，它们作为鲁迅偶尔为之的“边角料”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个事实，鲁迅名言里，历代读者中传播甚广的，如果选十条的话，旧体诗句占比至少会有以下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我以我血荐轩辕”以及“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可是“怕不怕”“周树人”，都非常熟悉且引用率极高的“金句”。
如果从注释、赏析的角度谈论这些诗歌，似乎工作量也不大，新意无多。我沿着自己在《野草》研究上的思路延伸，觉得如果能讲讲鲁迅写作旧体诗背后的故事，分析它们写作的成因、缘起，它们最初馈赠的对象，一些经典诗句在传播过程中的含义延展与变异，鲁迅抄录其中的整诗或诗句，以书法形式所赠人物、次数，等等，应该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比如说吧，《自题小像》是青年鲁迅在日本时写在一张照片背面的，这一写作后面有怎样的真实故事？在照片背面写下诗句赠予友人或自我珍藏，是不是影像出现之后文人们喜欢借此表达友情的方式？有的旧体诗最初缘自一次朋友聚会，算得上是文人雅集所得，虽然那一次聚会也发生了一点不愉快。亦可追述。
鲁迅旧体诗的诗意在传播过程中也引发出一些有趣的流变。比如下面这则逸事。毛泽东熟读鲁迅，也喜欢引用鲁迅句言。在鲁迅所有的诗句中，毛泽东引用最多的是这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毛泽东最早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其中指出：“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此事后来还有一点花絮。1944年1月24日，山东省文协致中央总学委的电报中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鲁迅两句诗，第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解‘千夫’为敌人。惟细读原诗所用‘千夫指’典故，似即‘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若然，则‘千夫’是大众，而‘千夫’所指的家伙，则是敌人。这样的解释，虽不违背毛主席讲话的精神，但‘千夫’的解释恰恰相反。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2月8日，毛泽东就此为中央总学委起草回复电报，指出：“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你们的解释是不适当的。”［《毛泽东年谱》（中）第494页］坚持“千夫”是“敌人”说。
如果沿着这样的思想开掘下去，对鲁迅数十首旧体诗都来一番类似的考察，是不是也别有洞天，趣味横生呢？
六、鲁迅美术生涯流变史
鲁迅这一生中，所涉艺术门类实在太多。但除了文学之外，对鲁迅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终生未曾放弃的艺术，应该首推美术。没有幼年时受《山海经》插画的影响，就很难想象后来的想象力为什么那样奇崛；正是对木刻的长期搜求与倡导，让鲁迅的文字里也常常透露出木刻的力道与沉郁的黑白色彩。那么，鲁迅一生中对美术都有怎样的执着与追求，做过哪些涉足美术的事情，动手描绘过哪些美术设计，美术对他的文学表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停留在“鲁迅与美术”的关系研究上，已经有很多成果摆在那里，但从美术角度探讨鲁迅的审美观念，从美术角度研究鲁迅的艺术想象与文学语言，应当还有很大的叙述空间。当然，这还只是初步想法，有待于研读已有成果，再作自我判断。
七、鲁迅小说全解
对鲁迅小说，尤其是《呐喊》《彷徨》进行逐篇解读，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我的解读包含这样几部分：一是小说的缘起，即背后的现实机缘；二是小说的形式、结构，艺术上的独特性；三是小说的主题空间是什么；四是小说在传播过程中引出的不同观点研判；五是历来对该作品的评价例举。我曾就此尝试过对《孔乙己》《故乡》《祝福》的解读，似乎还能在早已成百家之说和难以穷尽中，说出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就此对各篇进行专门解读，是不是也能对鲁迅作品的“内部研究”添一点微力呢？至少，《狂人日记》《药》《明天》《风波》《阿Q正传》《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离婚》等，都值得全方位去再分析。如果延伸到《故事新编》里的《补天》《铸剑》《奔月》《理水》等，那可是一个耗时耗力但蔚为大观的工程。不知道能不能下这样的决心。
八、鲁迅大传
很有几位朋友诱劝我写一本鲁迅传记，我哪里能下得了那样的决心。不过，我仍然可以想象，自己理想中的鲁迅传记应当是怎样的规模和形态。它应该是“一网打尽”的，不是依靠年谱去放大成为传记，不是在这样的放大中加入对作品的分析，不是简单的夹叙夹议式的评传。也就是说，不能把鲁迅只当成是一位文学家去考察他的心路历程和文学道路，而是将所有故事编织进传记里，呈现一个鲁迅形象“复杂体”。我仅举几个小例子。比如鲁迅与陈赓见面的故事，接收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历，鲁迅错过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情形，为什么不能写入传记呢？我上面所举的与马珏交往、参加李秉中婚礼的故事，难道不是很精彩而且颇见鲁迅性格的传记材料么？写一本《鲁迅大传》，像《克尔凯郭尔传》《苏珊·桑塔格传》那样的厚度，那样的详尽，不是很值得么。虽然这还只是停留在奢望层面的想象。鲁迅传记需要新著。虽不能至，可以呼吁。
以上描述，纯属畅想，而且不免虚构，且不敢做“对号求座”的交流。因为，我正在埋头准备启动“第九个”“课题”的写作呢。
【 阎晶明：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重庆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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