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同志，我这双眼总算能看见字了，可孩子们好久没露面呀。”——1975年8月1日夜，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灯光微暗，毛主席略带沙哑的声音打破了室内的安静。汪东兴闻声点头，他知道接下来少不了一番细致的安排。
那年夏天，主席刚做完白内障摘除手术不到半月。纱布揭开的那天，他先要了几本古籍，又挂念起儿孙。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团聚是常态，可对掌舵者而言却常常成了奢侈。三天后，汪东兴、张耀祠把日程排好：毛岸青一家、李敏一家、李讷单独，最后江青单独。主席看了看表，低声感叹，“时间紧，把每个娃都留下吃顿饭。”
8月5日下午，毛岸青第一个进门。老大身体一直不好，但精神头不错，孙子毛新宇在地毯上爬来爬去，惹得主席大笑。随后李敏挺着六个月的肚子出现，问候里带着湘音。她临别时小声对父亲说：“妹妹可能赶不回来，您别着急。”主席没吭声，只是摸了摸女儿的手背。
第三天拂晓，李讷从平谷赶来。她推门而入的瞬间，哭腔压不住：“爸爸！”主席举手示意别哭，摸索到她的肩膀，“回来了就好，娃娃能吃苦，爸爸知道。”一句话，道尽三年干校的风尘。会面不到一刻钟，值班电话响起——江青已到。
江青迈进门时，气息略显急促。寒暄非常简单，她便提出：“主席，讷娃不能老呆在基层，我和谢静宜商量过，让她暂任北京市委书记，锻炼一下。”室内一时间静得掉根针都清晰。主席沉吟片刻，只说了三字：“回头谈。”待江青告辞，身边工作人员才留意到老人额角的青筋起伏。
要理解这番“拔擢”得把镜头往前推。1975年初，“四人帮”在批邓问题上与多数老同志形成对立，江青自觉人手捉襟见肘，想让女儿进入权力中枢，一来壮大自身阵营，二来借父爱抵消阻力。可北京市委书记绝非摆设，当时正忙于工业调整、平抑物价，经验不够的李讷顶上去，风险极高。更现实的是，中央组织部那边早给出含蓄回复：可以调京，但不宜直接冠以书记头衔。
汪东兴的回忆里，有这样一句旁白：“主席既念女儿之苦，又怕她陷政治旋涡，两难。”8月中旬，中央办公厅给出折中方案：李讷调入北京市委常委班子，以挂职方式分管新闻宣传，暂不对外公布职务级别。换言之，“书记”二字悄然降温。江青知情后颇为不满，私下嘀咕，“软处理，派不上大用。”可形势已由不得她。李讷本人态度低调，她对王海容说过，“我只想离爸爸近点，他安稳，我安心。”
时间滑到1976年春，毛主席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李讷工作重心彻底转向陪护。所谓“暂任书记”的计划实际终止于无形。5月的一次文件会上，谢静宜仍主持会议，李讷只是列席旁听，未见签章。很快，“四五运动”爆发，北京街头横幅此起彼伏，市委班子人人自危，在这种大背景下，任何人事调整都被无限期搁置。
9月9日凌晨，凶讯传来。李讷瞬间崩溃，高烧不退。那几日，工作人员只敢轻声汇报，“李同志吃了点稀饭，又睡了。”谁都明白，那个共事尚未真正开始的岗位就此画上句号。一个月后，江青被隔离审查；同年11月，中共中央宣布恢复北京市委正常工作秩序，相关文件里再未出现“李讷”字样。
工作画面虽然到此为止，但亲情的篇章并未中断。1984年，李讷与王景清结婚，简单而温暖。有人问她后悔当年没上“书记”位置吗？她摆手，“我那点阅历，坐哪个位子都先要学会做人，爸爸常说‘做事先做人’。”言谈间，隐约能听见那句久远的乡音：“娃娃，能做些事就行。”
事过多年，回看历史档案，“李讷暂任北京市委书记”在正式文件里只停留于草案阶段；中央未下红头文件，地方更无任免通知。若硬要给结果下定义，无外乎两层：对江青而言，是一次未遂的人事布局；对李讷而言，是一段被时间搁浅的政治插曲。
人们常说毛主席对子女严而有爱，这件事恰是注脚。他没有立即断然拒绝，也没有贸然放行，而是让程序自行运行。最终，这套程序在政治风雪中冻住，既保全了女儿，又避免北京市政更大的波动。乍看平淡，背后尽是拿捏分寸的功夫。
如今翻阅当年的日程本，8月7日那一页只留下淡淡两行字：“见讷娃，谈半小时；眼睛尚好，心绪安。”简简单单，却照见父亲一生的牵挂与克制。在那个风雨欲来的年代，一纸未生效的任命书，也算见证了父女之间特殊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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