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南京朱状元巷，一户名门大宅里，一个小姑娘正被祖母紧紧压住双腿，粗布条一圈圈缠绕上去。
脚骨被生生勒断，她疼得全身冒汗，却一句哭声都不敢发出。
这是清末世家的规矩，要养成“三寸金莲”，才算得体。
这个小姑娘，就是黄素琼，后来改名黄逸梵。
谁能想到，这双被折磨得几乎变形的小脚，竟有一天能踩在阿尔卑斯山的雪地里飞驰，能走进巴黎的画室，与徐悲鸿夫妇比肩作画，能漂泊到印度、马来西亚、伦敦，成为秘书、老师、乃至地下室里做皮包的女工。
她的一生，不是贤妻良母的教科书，而是一本真实的、跌宕的传奇。
而世人提起她，往往只说一句：“她是张爱玲的妈妈。”
可这个女人，用某人的母亲来形容，未免太过草率。
1896年，黄素琼出生在南京朱状元巷。
她的祖父黄翼升，曾是长江七省水师提督，还是李鸿章的副手。家族声名赫赫。
可家世显赫，并不能改变她作为大家闺秀的命运。她从小裹足，学女红，读《女诫》。
那个时代女人的价值，是婚姻和家族的延续。
黄素琼是庶女，自小寄养在祖母家，孤独又压抑，她常常望着院子里跑动的男孩子们，心里生出说不清的怨与不甘。
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化的浪潮正在涌动，“妇女解放”“娜拉出走”已经成为时代议题。
可对于这位名门女子来说，那些激烈的思想尚停留在报纸与街头讲演，她的现实仍是小脚和针线。
但不甘的种子，已经埋在心底。
1915年，她22岁，嫁给了张志沂。
张志沂是李鸿章的外孙，父亲张佩纶是清末名臣。
表面上，门当户对，金童玉女。更巧合的是，两人还是远房表亲。
可婚后的生活，却让黄素琼很快看清了幻象。
张志沂是典型的清末遗少：出口成章，满口之乎者也，却没有谋生的能力；白天吟诗作赋，夜里沉迷鸦片，甚至流连烟花场所。
这个家中，充满鸦片燃烧的刺鼻气味。
黄素琼想要的，是清新空气和读书声；张志沂追逐的，却是醉生梦死的烟雾。
她多次劝丈夫戒烟、振作，可对方只会应付几句，然后重蹈覆辙。慢慢地，她心灰意冷。
名门、世家、婚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囚笼。
1924年秋天，28岁的黄素琼终于下定决心。
她以监护人的身份，陪同小姑张茂渊留学，借此机会，踏上了去欧洲的轮船。
出发那天，上海码头人声鼎沸，汽笛轰鸣，佣人一次次催促，她却久久不动。儿女的身影在眼前闪过，泪水模糊了视线。
终于，她擦干眼泪，迈上舷梯。
这一刻，她不是某人的妻子，不是某人的母亲。她要为自己而活。
从此，她抛下“素琼”这个旧名字，给自己取了个新名“逸梵”。
“逸”，自由不羁；“梵”，清净出尘。
欧洲的生活，让黄逸梵仿佛换了一个人。
在巴黎，她住在学生公寓，跟随老师学习油画和雕塑，她常常把画架架在塞纳河畔，任由阳光在画布上跳跃。
她与徐悲鸿夫妇成为朋友，在画室里切磋画技。谈论的不再是“针线女红”，而是色彩与光影。
在阿尔卑斯山，她第一次尝试滑雪。缠过足的小脚塞进雪鞋，她跌跌撞撞，却比年轻的留学生还要滑得快。
同行的人看呆了：一个裹过小脚的女子，居然能在雪场上飞驰！
在社交场合，她穿着洋装，出入沙龙。有人打趣说：“这是东方的奇女子。”她一笑，举止优雅，却眼神坚定。
她开始明白，人生，不该只是家庭的附庸。
1928年，黄逸梵收到了张志沂的来信。
信里满是悔意，说“痛改前非”，恳求她回来，她心头一软，带着憧憬回国。
刚开始，生活似乎有了转机。
全家搬进新式洋房，女儿张爱玲在钢琴旁笑声朗朗，她一度以为，幸福终于回来了。
可幻象很快破灭，鸦片的气味再次充斥屋子，丈夫又回到老路，他甚至故意不付生活费，想耗尽她的陪嫁。
终于，在律师面前，她冷冷说：“我是非离婚不可了。”
这是她的决绝。
离婚，不是轻率，而是自救。
摆脱婚姻，黄逸梵的人生完全打开。
她把生活过成艺术。地毯，要织成毕加索的画；瓷器，要从英国订购；梳妆台，要自己设计。
更重要的是，她不再局限在一地。
在法国，她继续学习艺术，加入留法艺术学会。
在埃及和南洋，她与美国男友合伙做皮具生意，练就了自食其力的本领。
在印度，她成了尼赫鲁两位姐姐的秘书，亲历殖民地的民族运动。
在马来西亚，她在侨校任教，讲课时依然神采飞扬；
在伦敦，她住在地下室，以制作皮包维生。
一个曾经的名门贵妇，竟能在全球多个身份间切换。
她不在乎别人眼光，只在乎自己是否活得痛快。
黄逸梵与女儿张爱玲的关系，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
当黄逸梵第一次远行时，张爱玲才4岁，她在《私语》里写道：“最初的家里没有母亲这个人。”
后来，母亲回来，却又过于苛刻。黄逸梵要求女儿聪慧、优雅，不许笨拙，甚至说过：“我宁愿当初没救你伤寒，你死了也比现在好。”
这句话，成了张爱玲心底的阴影。
她在小说里写尽冷漠与孤独，或许正源自这段母爱中的伤。
母女之间，既有付出，也有伤害。爱得深，要求得多，最后却两败俱伤。
1957年，伦敦帕丁顿圣卢克医院。
病榻上的黄逸梵，写下最后一封寄给张爱玲的电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你最后一面。”
张爱玲没有来，只寄了一张100美金的支票。
10月11日，黄逸梵孤独去世，年仅61岁。
她留下的一箱古董，成为女儿在美国漂泊时的经济支柱。母女的缘分，最终以这种讽刺的方式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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