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98年夏天，香港湾仔的殡仪馆门口聚满了人。
那天，赌王何鸿燊穿着黑色长衫，亲自扶灵，按家族规矩，跪地磕头。
很多人不明白，何鸿燊在澳门呼风唤雨，怎么会对一个老人如此恭敬。
这位老人叫何世礼。
他曾是国民政府的上将，张学良的贴身保镖，也是后来香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可他的故事，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熟。
说起来，何世礼的一生，像是三部完全不同的电影拼在一起：前半段是抗战片，中段是政局剧，后半段变成了金融风云。
但这事儿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不在于他最后成了首富，而是他一开始的选择。
那是1915年，香港太平山顶的何园，来了位英国贵客——港督麦士礼。
何东爵士把自家十几个孩子都叫出来见礼。
轮到9岁的何世礼时，港督笑眯眯地递过一枚金币，说这代表大英帝国的欢迎之意，问他愿不愿意成为“帝国子民”。
这孩子连看都没看那金币，一口回绝：“我是中国人。”
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何东赶忙笑着打圆场，可心里其实挺震惊——这个儿子比他想象中还要倔。
几年后，何东想替儿子申请英国护照，结果又遭到拒绝。
这一次，父子俩闹上了法庭，成了当时上海租界区的大新闻。
那会儿，多少人削尖脑袋想拿洋护照。
可何世礼偏偏不肯。
他坚持打官司，不为别的，只为保住中国国籍。
最后法院判定，他仍是中国人。
这起案子之后，他的名字出现在不少报纸头条上。
不是因为家庭背景，而是因为这个决定。
从那以后，走哪儿都有人认出他：“就是那个和自己爹打官司的少爷，对吧？”
可真正决定他人生方向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
1930年，他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毕业，没去当外交官，也没回家继承产业，而是独自一人跑到沈阳，说要见张学良。
卫兵一开始不放，一个混血小伙，长得洋气，说话带点英腔——怎么看都不像军人。
可一听是何东的儿子，赶紧放行。
张学良一见他，觉得这人不简单。
谈了一会儿军事局势后，问他想干什么。
“从基层干起，练兵。”何世礼回答得很干脆。
张学良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不是来镀金的？”
很快，他就被安排到炮兵部队当连长，成了张学良四大贴身保镖之一。
其他三个都是真正的武人出身，只有他家世显赫、学历高、长得还好看。
不少人一开始都嘀咕，说这人不过是来混个军衔。
可何世礼不理这些。
每天训练完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在研究炮兵阵地布防。
他学的是法国体系，又结合中国地形特点，做了不少调整。
渐渐的，没人再说他不行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正陪父亲在北平见张学良。
听到沈阳沦陷的消息，他第一反应是要立刻回去。
“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张学良说。
那晚他没说话。
第二天传来消息，炮兵营全军覆没，连他亲自训练的德制速射炮也落入了日军手中。
他坐在屋里一整晚没动，第二天早上才说了一句：“以后我只打仗，不谈合作。”
1933年，他在长城前线打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硬仗。
那会儿日军攻打古北口，炮兵是关键。
他亲自上阵指挥，炮火一轮接一轮，把敌阵轰得七零八落。
“那时候连鬼子都说，不敢靠近那个炮兵阵地。”有战友后来回忆。
可惜，这样的战斗机会并不多。1936年西安事变，他表态支持张学良，随后被蒋介石革职。
他没争，也没后悔。
“我只信服能带兵打仗的人。”他说。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重新起用，参加了万家岭战役。
那场仗打得非常激烈，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
他带的炮兵部队被评为“战斗模范团”。
战争结束后，他没有急着功成身退，又在桂林、香港等地从事后勤和情报工作。1944年升任国民政府后勤副司令，成了抗战时期后勤系统的关键人物之一。
1949年赴台，继续担任国防部常务次长。
那时候的他，已是陆军二级上将。
可就在1956年，局势稍稳，他突然决定退役回港。
原因很简单——父亲去世，把家族产业全留给了他。
6年后，他正式接手何家产业，那时香港刚好进入经济起飞期。
地产、银行、报业，他样样上手。
军人出身的他，把“按时、执行、汇报”那套管理方式也带进公司。
很多老员工一开始不适应，但时间长了谁都服他。
他最早一批买入的九龙地皮，后来翻了几十倍。
60年代末，何鸿燊在澳门做博彩，资金紧张。
何世礼拿出大笔资金支持他。
何鸿燊后来说：“没有四叔，就没有今天的我。”
晚年，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太极、看报、处理事务。
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他坚持出席升旗典礼。
那天他站在广场边，戴着帽子，眼圈红了。
第二年，他在香港病逝，享年92岁。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他“何家少爷”。
张鸣，《民国军阀的最后岁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王树增，《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雷颐，《中国近现代人物风云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李洁非，《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华书局，2009年。
《香港特区人物志》，香港历史文化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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