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称“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随后、中央宣布结束持续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80年起，大批下乡知青一股脑儿地返了城。但是，知青返城的决策者们，并没有准备好足够的就业机会。加上城市新增的适龄就业人口，使得城市闲散人员（待业青年）暴增。以京津为例，当时的北京、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就有一个待业人员，天津的情况也类似，待业人员占全市总人口的11.7%。
城市里暴增的无业人员，使得社会治安急剧恶化。据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指出：为迅速扭转社会治安的不正常状况，依法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从重从快，一网打尽”。
这里插一句：1983年4月5日，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已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针对当时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邓特意强调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当时，为保证“从重从快”方针的落实，中共中央还发出文件，将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区县级的人民法院，同级党委领导可直接决定判处死刑。说到“从重从快”，如去还记得当时的一句口号，叫做：“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接下来，声势浩大的“八三严打”就开始了。严打运动前后分了三大战役（即三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才进入尾声。开始后的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一个阶段），就逮捕102.7万人，24000人被判死刑。
为落实“从重从快”，当时采取的具体措施之一是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抓到犯罪嫌疑人后，不像现在这样先公安审、然后检察查、最后法院判，当时公检法各派一到两人，共同审问、一次定刑。
如去记得：那个时候，走在马路上，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看到有鸣着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大卡车，卡车上站着五花大绑、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有时候还能看到车队的某辆车的驾驶室顶上架着机枪，估计是为了防备有人“劫法场”。这叫做游街。
行刑车带着罪犯一边游街，一边还沿途播放广播，介绍犯人的罪行、宣传“严打”运动。沿途路人每每都会驻足围观，并且议论着罪犯，“你看长得还挺俊呢，可惜了”，“你看他，一点儿也不怕，还笑呢”……
当时，如去正在读书，学校的校园里也会经常看到处置犯人的布告。还记得，布告上、死刑犯的名字下面会用粗粗的红线画上一道，而布告的尾部“此布，院长某某”字样的上边，则都有一个更醒目的大红“√”。
有资料称，83年开展的“严打”，是彭真最早提出的。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治安逐渐成为一个突出问题。1980年1月23日，人大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上海公检法人员汇报完上海的治安问题后，指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
当时影响极坏、最典型的案件有控江路事件（上海）、滨江路事件（广州）和北海公园事件（北京）等。根据媒体报道，“八三严打”期间，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教32.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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