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口述史

精彩篇章连载

一群人 一辈子 一件事

03

我从台湾来

口述人：陈 弘

陈弘，中央文献日文翻译家。译审。台湾基隆人。抗战胜利后以台湾“公费生”入复旦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留在大陆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在中国记协、人民日报社、中央编译局工作，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日语翻译。曾任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日文翻译处处长。2001 年荣获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参与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中央文献的日文翻译工作。

翻译《毛泽东选集》日文版的

成功经验

翻译《毛选》日文版的工作比较成功，而且大家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和教育，我总结有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整个《毛选》的翻译工作是在姜椿芳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完成的，他坐镇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带领政治水平比较高、翻译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同志开展工作。在姜椿芳同志的领导下，《毛选》翻译工作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每两周开一次组长联席会议，那时我们日文组在中国外文局，每次去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开会的时候，日文组组长康大川有时也带我去。召开组长联席会议，可以交流工作经验，了解工作进度，还有就是讨论质疑问题。各个组提出质疑问题，先在组长会议上交换意见和看法，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报中央质疑解答小组，解决翻译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据说这个质疑解答小组是中共中央指定田家英主持的，很有权威性。《毛选》翻译工作与其他中央文献翻译比较起来，在翻译界里具有相当高的评价，享有良好的声誉，原因在于由党和国家掌握、配备翻译干部，而且针对翻译内容质疑的解答都是最权威的，还组织辅导讲座，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的情况请部队的同志来介绍，农业合作化的情况请农业专家来做报告，这都对正确理解 《毛选》的内容和精神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毛选》翻译英文组先行。当时的英文组负责人是程镇球，他曾经是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后来调到外交部翻译室，他领导的英文组比较强。大家采取的办法是让英文组先翻译出来，然后把英文稿子交给其他各组作为参考，这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会得到启发。如果我们从英文组先行提供的翻译稿子当中发现问题，倒过来也给他们提出意见。总之，大家互相取长补短，有效保证了《毛选》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三，我们日文组和其他组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当时我们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很好，中日两党都成立了翻译委员会。日本共产党不仅成立了《毛选》翻译委员会，1964年还派日本专家来中国，在中方协助下从事《毛选》第一— 三卷日文版的翻译。然后，我们把翻译的初定稿寄到日本，日共《毛选》翻译委员会经过讨论、研究后，再把翻译意见反馈中国。1965年9月《毛选》第一卷日文版在东京出版。日本共产党派的专家是浅川谦次、安藤彦太郎、尾崎庄太郎、桥本幸男。浅川谦次是一名老翻译家，很有翻译经验，是有名的中文专家，曾在上海待过。安藤彦太郎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是秘密党员，他来中国的时候，我们把他请到我们这边来了，后来跟我们保持了长时间的联系，成了很有名的“亲中派”，他在日本是比较有名的“左”派，敢于说话，曾担任日中学院的院长。他的夫人是岸阳子，也是早稻田大学教授，教中国文学。尾崎庄太郎也是老翻译家，老中国通，写了一本《中国工业论》。最重要的是，中日双方还成立了定稿委员会，日本共产党派了一名懂中文的常任干部委员会委员，叫安斋库治，相当于政治局常委，还兼着书记处书记，是日共《毛选》翻译委员会最高的定稿负责人。我们这边，译文定稿委员会由廖承志、赵安博、张上明、王晓云、康大川等同志组成，廖承志同志是《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的最高领导。所以，中日双方都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最高的定稿负责人。日文组翻译《毛选》时，有中日两党的高度重视和翻译委员会的领导，这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的《毛选》外文版当中，我们日文版应该是最权威的，由日本新日本出版社出版。糟糕的是，中苏关系恶化后，我们跟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也恶化了，日共方面就不再出售《毛选》方面的书籍了，《毛选》日文版费了那么大的劲儿，翻译出来竟然不能出售，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将《毛选》改译，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第四，在工作中保持和发扬民主作风。我们在讨论译词的过程当中，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一个译词就讨论半天，经过充分地讨论再得到准确的译词，这对学术、译词等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正确的意见我们采纳，可以坚持，不分上下，这样可以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在这个阶段，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组织上信任，工作上愉快。大家一致认为，参加这项翻译工作有崇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培养了《毛选》翻译班子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毛选》的翻译工作，采取个人负责、集体讨论决定的办法，设立初译、核稿、改稿、再核、再改，以及定稿委员会和请日本专家当第一读者等关卡，并在必要时参考英文稿，从译者和读者两个不同角度审视译文的办法，使译文忠实完整地再现原作，保证了《毛选》日文版的权威性。

《毛泽东选集》第1卷日文版

《邓小平文选》日文版

主持中央编译局日文处的工作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的前身是“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简称“毛著室”），“毛著室”初期是为翻译《毛 选》第四卷组成的临时工作班子，设有俄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4个组，1961年12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为常设机构，归属于中央编译局。1977年6月，“毛著室” 增设日文组。1982年，“毛著室”更名为“中央文献翻译室”，1994 年改称“中央文献翻译部”。

大家应该听说过王效贤，他曾做过毛主席、周总理的翻译，后来担任中日友协常务副会长。在中央编译局日文处成立之前，王效贤曾动员我到中央编译局工作。王效贤等同志考虑，《毛选》翻译工作结束以后，这个翻译班子就要解散了，英、法、俄、西等语种都在中央编译局有一个机构，唯独日文没有，所以他们就考虑应该成立日文处，于是，就给我做思想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这并不仅仅是王效贤一人的意见，应该是跟林丽韫等同志商议后推荐的我。在我们日文翻译的这个群体里，大家互相都很熟悉的，而且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想自己长期做日文翻译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结束后也想换换环境，经过再三考虑，我就答应了王效贤，决定到中央编译局日 文处工作。

1977年9月，我来到中央编译局，1979年9月，中央编译局成立日文组，让我任临时负责人。日文组作为“毛著室”的常设处室，排在第5位，虽然是最晚的，但是《毛选》的日文组并不晚，跟英、法、俄、西等其他的语种同步进行。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期间，有两年又被借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被派到日本做驻东京记者。因为人民日报社确实找不到既懂日文、了解日本情况，又熟悉新闻业务的人。当时日文组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在日本专家川越敏孝的指导下开展翻译练兵，讨论《毛选》第四卷的翻译，日文组的同志先看日文稿，然后提出问题，一起讨论，共同学习，翻译练兵进行了将近两年。由于中央文献的翻译任务还没有下来，我也觉得可以离得开，于是就答应人民日报社的借调。这样，1979年至1982年，我在日本做了两年多记者。一般情况下驻外是4年，人民日报社也希望我再干两年，但是《邓小平文选》翻译任务来了，局里希望我回来主持日文翻译工作。

我从日本一回来就被任命为日文组组长，投入《邓小平文选》翻译工作。1982年初，日文处的同志经过加班加点地工作，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邓小平文选》翻译出来了。鉴于当时国内的外文印刷厂工期太长，耽误时间太多，一般印刷一卷就要半年。因此我将翻译好的《邓小平文选》带到日本，与日本的东方书店共同出版，日方负责印刷、装订，做的很漂亮。我们在东京举行了出版发行仪式。在会上我们才知道，日本也翻译了《邓小平文选》，比我们国内翻译得还早。我们比日方晚出版了一个星期，不过关系倒是不大，在NHK（日本广播协会）广播邓小平语录的时候，用的是我们和东方书店共同出版的《邓小平文选》，说明日本方面对我们翻译的《邓小平文选》还是比较认可的。

1982年，我在中央编译局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称号，我非常珍视这个荣誉，因为这不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而是给日文处的全体同志的，是大家的功劳，我是作为代表去领奖的，所以这个“先进工作者”奖状我一直保存着。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10年间，评上了高级职称译审，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也被中国译协评选为第一批全国资深翻译家，我感到十分荣幸。

1990年，我在中央编译局办理了离休手续。之所以办了离休，是因为我得了高血压，后来的冠心病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一年，在全国“两会”文件翻译工作的最后一天，就在译文定稿的时候，我正在和章辉夫（《北京周报》日文版负责人）、川越敏孝3个人在办公室讨论，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胸闷、头晕，我就和他俩说暂时走开一下，就到医务室了。大夫问我怎么来的，我说走过来的，她说那可不行，就叫“毛著室”副主任尹承东过来，告诉他我的心脏跳动不正常，应该赶快送往医院。后来，把我送到人民医院去抢救，还算是及时。其间，我还一直惦记着全国 “两会”的翻译工作，好在对最后一天的“两会”文件的翻译定稿没有影响。就在那个时候，人民医院的医生给我定性为早搏、冠心病，让我回家休息。后来，我就办理了离休手续。很巧的是，除了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过，还有其他3名台湾公费生也先后在中央编译局工作过。一个叫尤宽仁，是比较早到中央编译局的，在此之前，他在中央宣传部翻译室，翻译《斯大林全集》第1—3卷，1953年调到中央编译局来，1954年又调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所以，他在中央编译局的时间不算长，在档案里也没有体现。一个叫杨威理，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就到中央编译局来了，他是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长，懂好几种语言。还有一名叫白明，我到中央编译局以后，就把他也调来了，大概比我晚两三年吧，他年龄比我大一岁，杨威理年龄比我小一岁。

陈弘（台下左一）

在东京参加《邓小平文选》日文版出版发行仪式

中央编译局日文处的工作经验

我在中央编译局日文处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围绕尊重和爱护专家、培养同志们团结奋斗的工作精神、建立工作制度、重视总结工作经验等方面展开的。

第一，尊重、爱护专家，我们日文处是做的最好的，对几名老专家非常照顾。我们知道，在找专家这个事情上，找川越敏孝是找对了，这为我们日文处打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川越敏孝这人完全是书生气，独立生活能力较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门安排同志对他的生活进行悉心照料，因为他晚上加班加点都在办公室，生活起居需要照顾，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将心比心，我们应该把他的一些生活琐事承担下来，让他感到很温暖。

第二，养成团结战斗，不怕苦不怕累，保持旺盛精力的工作精神。我到日文翻译处比较早，后来的同志都说我是元老级人物，可我不敢这样说，我只不过继承前人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尽可能地将“团结战斗”这个作风保存下来贯彻到了今天。我们日文处的同志都是这样的，工作任务一来，特别是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两会”文件翻译，要跟时间赛跑，用我们睡觉、吃饭的时间来赢得时间，来完成任务。一方面我们培养责任感、荣誉感，做工作要严谨，一丝不苟，这是在我们的翻译当中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以身作则，吃苦在先，领导坚持到最后。在我们日文处，面对翻译任务，处长没有特殊，也一样承担翻译，这是我们一直坚持下来的。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处长本身也可以提高业务，也可以得到锻炼，宝刀不老嘛！从过去的“毛著室”到现在的“文献部”，一直保持着无私奉献、甘当无名英雄、任劳任怨、分秒必争的工作作风。

第三，建立工作制度。在当时没有电脑的情况下，要到印刷厂去印刷，很费时间，有很多程序，既累又烦。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建立工作制度，工作程序有二十几道，现在把印刷厂的那一套去掉的话，至少也有十五六道工作程序，这一套程序很严密的，这是在长期工作中积累出来的结晶。按照这些程序，每次译稿按部就班，不会出问题，特别是进行最后的“三合一”（一人看原文，一人看定稿，一人看改稿），到现在仍在沿用。第四，重视总结工作经验。在工作中不断地摸索，积累经验是很重要的。每次参加全国“两会”文件翻译工作，事先有布置，事后有小结，交流工作经验，把好的译词积累下来，做成卡片，这在我们的工作制度里面也是一个工序。有质疑的卡片，还有译词的卡片，工作结束后把它们都保留下来。我看到现在那些工作卡片都放在箱子里面，要好好地保存，千万不要丢掉，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有些词汇还要充分斟酌，因为在当时极“左”路线下，有些译词可能偏左，一定要加以甄别。

第五，要加强政治学习。在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做中央文献翻译，政策性强，需要加强政治学习，要吃透政策，了解、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正确理解中央政策，这对我们翻译工作者的政治素质要求极高，要我们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待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通过不断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身政治修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不断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吃透文件精神、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用严格的标准来确保翻译质量。我举个例子。在我们对台湾的大政方针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基本方针。“一国两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翻译成“一国两制度”；“和平统一”曾经翻译成“和平·统一”，这被理解成两件事情。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理解有错误，虽然这四个字中间有黑点，其实应该是“和平的统一”，是“用和平的方式去统一台湾”，而不是“和平”和“统一”两码事。我们曾经翻译过“和平”和“统一”中间加一黑点，后来就改成了“和平的统一”。这虽然是一个字的问题，但意思就不一样了。现在又有了“两岸的和平发展”的提法，文字里面有“和平发展”，“和平”指台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指台海的经济社会发展，跟那个“和平的统一”倒过来了，这个是“和平和发展”，不是“和平的发展”，因为现在的时代特征是和平与发展，战争的时代特征是战争与革命。例如，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中国要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不懈努力”，“和平 与发展”是两个意思，不是“和平的发展”。所以对政策的理解，一个字和两个字就不一样。

（完）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