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插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红色间谍，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却并没有受到重用，这是为什么呢？

说到他的大名，应该有不少人都挺熟悉的，他就是郭汝瑰。

1907年，四川铜梁县的一个秀才家里添了个男娃，父亲给取名“汝桂”，盼着他将来能“蟾宫折桂”。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郭汝瑰。家道中落的日子里，父亲常常对着油灯骂北洋政府腐败，这些话像种子一样落进少年心里。

1926年，19岁的郭汝瑰站在人生岔路口。父亲想让他学医，堂兄郭汝栋却塞给他一张黄埔军校的报名表，当时，郭汝栋已经是川军师长了。“治病救不了中国，”堂兄拍着他的肩膀，“去军校，真刀真枪干一场！”

走进黄埔五期的校门时，郭汝瑰就把名字里的“桂”改成了“瑰”。校园里，周恩来、恽代英这些共产党教官的课座无虚席，《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悄悄传阅。郭汝瑰常和同乡袁镜铭挤在宿舍里讨论：“三民主义真能救中国吗？”

1928年的一个雨夜，袁镜铭拉着他的手：“汝瑰，我介绍你入党吧。”在昏暗的油灯下，郭汝瑰举起了拳头。不久后，袁镜铭在组织兵变时被捕牺牲，郭汝瑰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

堂兄怕他被“清共”波及，连夜送他去了日本士官学校。站在东京的街头，郭汝瑰攥着袁镜铭留下的党章复印件，心里五味杂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郭汝瑰十分愤怒，连夜坐船就回了国。他满脑子都是“国难当头，哪有心思读书！”，回国后，郭汝瑰考进了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后成了战史教官。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郭汝瑰在14师当参谋长。日军的炮弹像雨点般砸在阵地，42旅旅长吓得躲在指挥部发抖。“我上！”郭汝瑰扯下参谋臂章，揣着写好的遗书冲上前线。

“弟兄们，守住阵地七天，我给大家磕响头！”他光着膀子在战壕里喊话，子弹擦着耳边飞过。全旅拼到最后，伤亡十分惨重，阵地却寸土未失。这一仗让他成了全军闻名的“拼命三郎”，陈诚也把他调进自己的“土木系”，短短一年时间，他的职务就连续晋升了好几次。

武汉会战期间，德国顾问主张“死守武汉核心”，郭汝瑰却在军事会议上拍着桌子说：“这是自杀！”他拿着地图跑到蒋介石面前，指着大别山说：“应该把主力放在外围，让鬼子进来就出不去！”

蒋介石盯着地图看了半晌，突然一拍桌子：“就按你说的办！”这一战，国民党军队伤亡比预期的减少了许多，就这样，蒋介石注意到了这个军事奇才。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郭汝瑰终于见到了董必武。这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给他倒了杯茶：“汝瑰同志，你在国民党里的位置，比十个师还管用。”郭汝瑰攥紧了茶杯：“我想回延安。”“南京更需要你，”董必武的目光很沉，“作战厅的每一份计划，都可能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从那天起，郭汝瑰就成了最危险的“双面人”。

他的作战厅办公室里，保险柜里锁着国民党的核心机密，抽屉里却藏着给共产党的密信。每次开会回来，他都以“整理纪要”的理由关起门，把关键情报写在报纸的夹缝里，再交给联络员。

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郭汝瑰拿到了整编74师的行军路线。那天晚上，他故意把文件“忘”在办公室，我党地下同志立即扮成清洁工混进去抄录。当华野部队按图索骥包围张灵甫时，蒋介石还在南京等着“中心开花”的捷报。

慢慢地，杜聿明就对他产生了怀疑。有次开会，郭汝瑰提出“分兵救援黄维兵团”，杜聿明率先提出反对：“这是把部队往火坑里推！” 会后，杜聿明偷偷对蒋介石说：“郭汝瑰的方案总是对共军有利。”

蒋介石看了他一眼：“你懂什么？人家是科班出身，你就会蛮干！”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忐忑，可当时，国民党已经没人能比郭汝瑰更懂战术了。

1949年，郭汝瑰带着重建的72军进驻四川。蒋介石给他的命令是“死守长江防线”，可他心里早就有了打算。

部队到宜宾时，郭汝瑰把心腹召集到指挥部：“弟兄们，蒋介石要把我们当炮灰。跟着共产党走，才有活路！”有军官犹豫：“我们是国民党的部队……”“什么国民党共产党，”郭汝瑰掏出怀表，“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天亮了！”

很快，宜宾城头就竖起了红旗。郭汝瑰通电全国：“72军全体将士起义，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这一下，蒋介石“西南反攻”的美梦彻底碎了。在台湾听到消息的蒋介石，一气之下甚至把收音机都砸了。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公开身份”。

组织上找他谈话，说：“你的情况特殊，暂时还不能公开。”之后，他就被安排到川南行署当交通厅长，后来又调到南京军事学院教战术。

同事们只知道他是“起义将领”，没人知道这位讲台上侃侃而谈的老教授，曾在国防部里和蒋介石斗智斗勇。有次学生问他：“郭老师，您觉得淮海战役国民党输在哪？”他笑了笑：“输在人心呗。”

不过，最让他难受的还是党籍问题。当年介绍他入党的袁镜铭牺牲了，单线联系的任廉儒 1953年也病逝了。每次写入党申请书，他都要从头讲起1928年的经历，可总有人问：“谁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文革”期间，有人翻出他在国民党当厅长的历史，说他是“潜伏的特务”。郭汝瑰不断为自己辩解，可没人相信，他只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遍遍写回忆录。他相信，总有一天，党会为他证明。

1980年冬天，73岁的郭汝瑰终于收到了组织部的通知。当他重新举起拳头宣誓时，眼泪掉在了崭新的党徽上。主持仪式的老领导握着他的手：“汝瑰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1997年10月，90岁的郭汝瑰在送女儿去机场的路上遭遇车祸。追悼会上，中央军委的评价里写着：“为解放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