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的新窑子是一个山村的故事，也是乡土中国的真实写照。
1996年春夏，32岁的黑明来到新窑子。
现如今，三十年过去。在三十年的时间里，黑明曾无数次奔走在北京与新窑子之间，在那里居住过数百个日夜。他将镜头对准一个个勤劳朴实，虽有几分无奈却不乏改变命运理想的普通农民，以及他们天真可爱的下一代。这些照片不仅承载着新窑子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更是让人看到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几千年来最深刻的变革。
三十年间，黑明从夜宿山顶小庙到和村民挤土炕，从吃速食食品到百家饭，从村民“一见相机就跑”到后来“有事就找黑明”……而他拍的，也从身份证照、全家福拍到了遗像。他融入了这里，成了实实在在的新窑子人。
正如黑明在书中所说：“记得在我刚去‘新窑子’的时候，那里只有58户人家，236口人，人均年收入最高不足300元，最低不足100元，全村累计欠账12.6万元。当时村里没通公路、没通邮路、没通广播、没通电话、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人外出打工。全村只有23头大家畜，一辆小型拖拉机，耕地面积500亩。今天的新窑子，已经发展到了116户人家，348口人，人均年收入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元不等。全村村民已经拥有奔驰、宝马、奥迪、特斯拉、本田、红旗、长城、奇瑞、比亚迪等多种品牌和不同款式的99辆小汽车。大货车、小货车、拖拉机、农用车，更是不计其数，水电、网络、柏油路、应有尽有。回顾我在新窑子的三十年，真是感慨万千。这三十年间，新窑子虽然去世了40余人，但又出生了125个人，虽然全村户籍人口多达348人，但目前的常住人口还不足40人，而且都是老年人。我作为新窑子人所共知和居住多年的‘黑人黑户’，也从30岁变成了60岁，对很多孩子也都逐渐开始陌生。”
以下内容节选自《100年的新窑子（珍藏版）》，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 | 黑明
《100年的新窑子（珍藏版）》
作者：黑明
版本：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5年7月
新窑子村全景，1996年。
赵玉芳和儿子白宝军、女儿白宝荣，1998年。
贺建飞一家在剪羊毛，1997年。
刘克军、屈原、刘革海，2002年。
苏庭芝、刘生珍夫妇在吃早饭，1996年。
宋广州在玩倒立，1998年。
白随清、李莲芳，1997年。
张怀岗、刘增凤夫妇在准备过冬的柴禾，1997年。
丁世海和正在劳动的母亲李宝珍，2002年。
刘继宁、高志荣夫妇和女儿刘克荣，儿子刘克军、刘革海全家在门前吃饭，2002年。
房志华和儿子房战军、房战斌，1998年。
王宁刚、房志珍夫妇带着儿子王帅、女儿王佳丽正在堂子梁春播，1996年。
王殿兰，1999年。
贺志忠和儿子贺建飞在打围墙，2001年。
苏培华，1998年。
张继明、王翠莲夫妇和儿子张金银，2000年。
马占山的大儿子马治英在葬礼上，1999年。
新窑子村民合影，1999年。
1996年—2003年，我数十次走进新窑子。无论逢年过节和放长假，别人出国旅游度假，我却去了黄土高原的新窑子；别人在咖啡厅感受惬意，我却在山里采访拍摄。在新窑子的八年，我走遍了那里的家家户户，吃遍每家每户的饭菜，尤其是吃派饭的日子让我记忆犹新。至今我都忘不了在新窑子住得最高的马占山家吃的第一顿派饭，以至于让我经常梦见死去多年的马占山复活与我对话。尤其在新窑子的这些年，更是无一遗漏地重复拍摄着每家每户的生活状态，一年又一年目睹着他们缓慢的生活变化。
这些年，我在党员活动室的桌子上、玉皇庙的跪垫上、光棍儿的土炕上，度过了春夏秋冬的无数个夜晚。如今，村里年纪再大的老人，我也知道他是谁的爷；再小的孩子，我也能认出他是谁家的苗；再破的院子我也去过无数次；再丑的人我都给他们拍过无数照。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吃饭的、睡觉的、劳动的、打情骂俏的，无不摄入我的镜头，走进我的作品，留下历史的印记。
时光如梭，岁月如梦，30年在不经意间掠过。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和新窑子的互动更加频繁，因为很多年轻人为了改变命运，不愿再过一贫如洗的日子。他们个个进城打工、买车、买房，而且有了信号，有了智能手机，会发信息、发视频，全村微信群就有十几个，网名更是千奇百怪。诸如“金凤凰”“扯淡人生”“白日梦”“素心如简”“单身狗”“听天由命”“饿死鬼”“天道酬勤”“苦咖啡”“鬼会说人话”……无奇不有。只要拿起手机，随时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有人当教师，有人当老板，有人当教练，还有人卖汽车，有人卖电脑，有人开超市，有人做建筑，有人拍婚纱，有人送快递，有人开饭馆，有人拍摄短视频赚流量。他们打工创业争先恐后，供孩子读书想尽办法，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与当年相比，新窑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正如最近因为这本书，我和村里的“金凤凰”用微信聊天时，她说：“我们现在也不受苦了，家家户户都买车了，我们家有一辆奥迪、一辆雪铁龙，还花十几万在沟口买地盖了房子，出门就是杜甫川。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在城里买了商品房，跟城里人活得一样潇洒，想怎么‘漾达’就怎么‘漾达’，粉丝几千、上万的都有，买东西和卖东西都在网上。我们虽然没有大钱，但小钱谁都不缺，想要什么买什么。”
随后，我便观看了“金凤凰”发给我的一些链接，都是她自编自导的短视频，点击量确实都是几千、几万，只可惜视频里她们美颜美得过了头，个个颜面发白刺眼，就像刚从面口袋里拉出来一样，尤其人人披红戴绿，动作诡异，表情夸张，纯朴和善良一一被遗弃，看着就像鬼一样，甚至让我完全认不出那些花枝招展和酸不溜秋的女人是谁，更看不出谁是谁的婆姨……当我把我的这些感受告诉“金凤凰”时，她说：“那是你老了，OUT了，跟不上时代了！”我知道我老了，也感慨时代的洪流不可逆转。
1996年—2025年，我先后近百次穿梭在北京与新窑子之间，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沟居住了300多个日夜，拍摄了400多个胶卷和数万幅数字照片，撰写了近50万字的日记和村民的口述故事。这些照片不仅完整地记录和保存了新窑子30年的发展与变迁，而且把新窑子58户人家一直拍到116户，把236口人一直拍到348口，还把人均年收入从200元一直拍到20000元。村民逐步走向富裕。
如今，新窑子年收入10万、20万甚至30万元的村民也不在少数，一年四季开着私家车、坐着火车和飞机奔赴全国各地旅行的年轻人比比皆是。无论面对国家的脱贫攻坚战，还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中，新窑子都不甘寂寞，不甘落后，走在全镇的前列。
回顾我与新窑子的往来，它早已镌刻在我的心底并打上很深的烙印，因为那是一片宁静的土地，也是一方和谐的天地，它不仅是我一生中最能感受到轻松和自由的地方，也有我见过最淳朴和最厚道的农民兄弟。那里的农民热情似火，那里的风光苍劲有力，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独特的魅力，总是令我流连忘返。
每当我回到北京冲洗出从新窑子带回的照片，看着那些灿烂的笑容和沧桑的面孔，感受那些勤劳的身影和顽强的精神，总是能够追忆起当时的情景和快乐，却找不到城里人那种优哉游哉地享受生命的闲适感，反而有时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甚至有一种重返新窑子的冲动！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黑明；摘编：何也；编辑：刘亚光；导语校对：张彦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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