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专门去东莞石碣镇袁崇焕纪念公园瞻仰袁督师，进门一看，“崇焕故园”，乃金庸题写。上半年途径海宁去了金庸表哥徐志摩的故居，未曾来得及参观金庸故居，不想在这里看到他的题字。

袁崇焕的故事大家多少都有一些了解，简单说袁1584年出生在一个东莞一个半农半商家庭，22岁中举，35岁进士及第后去福建邵武做知县，回京述职期间单骑探辽，考察地形，之后开启军事生涯。

按照传统史家记载，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用红夷大炮击败努尔哈赤，并令其病亡，后去取得“宁锦大捷”，但因支持东林党，反对魏忠贤，被迫辞官回乡。

崇祯皇帝登基后，重新启用袁崇焕，但很快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导致1629年袁崇焕被捕下狱，1630年，即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时年47岁。在京群众因为痛恨其卖国，疯抢其肉食之。袁家仆人佘氏盗取袁崇焕的头颅并下葬，其本人和后代子孙为袁崇焕墓守灵长达十七代人，共计372年，令人动容不已。

但我并不想继续沿着原有线路，对这位明代罕见的、耀眼的、文武双全的岭南豪杰，给予加大力度的夸奖，仅结合参访纪念地聊几点看法：

1·袁崇焕进入辽东军事阵地时，败局几乎已定，他的战绩叠加冤屈，更突出了他孤勇者的形象。袁氏取得的大捷，对后金军事实力的基本面没有冲击，因为他只是在守城中取得胜利，并没有主动出击的野战能力。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明代的财政体系已经无法向辽东提供足够的支持，所以辽东军队的数量相对后金没有优势，更别说质量相差巨大。

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1592-1598年期间，明王朝的援朝战争（壬辰战争），令其大伤元气，这场持久的战役使得明王朝消耗了大概1000万两白银，加上万历期间的“三大征”中剩下的宁夏平叛和播州（遵今义）吐司镇压，朝廷的财政危机是辽东战事一退再退的基本背景。所以袁崇焕注定是一个孤勇者，他不可能改变双方综合实力的差距。

2、袁崇焕有其“好高骛远”的一面，提出“五年平辽”策略，无异于给自己挖坑。又提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这本意是希望弱化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但他斩杀毛文龙，寒了辽人的心，却是自相矛盾的。毛虽非辽人，但却是北京、汉城与本地辽人沟通的少数媒介，擅杀毛文龙而不是笼络本地权贵，这是袁崇焕脱离实际的体现，也是一大败笔。

张明扬的大作《入关》提供了一个辽人本土视角，即辽人作为边民，其实对中央的认同很有限，其时北京应该招抚，而不是排挤，但北京方面在实际政策和民间舆论上，都对辽人采取警惕、排斥的态度，比如崇祯年间袁崇焕率9000精兵回京阻击皇太极，京城居民对辽人态度极为糟糕，非但没有军民鱼水情，反而投石相加。

这种政策与情绪，并没有因为袁崇焕的到任有所改观，而一旦本地人不支持你，原本实力也不占优势的明王朝，就没有机会赢得胜利。

3、袁崇焕取胜很大程度依靠的利器是红夷大炮，这来自与徐光启、李之藻等第一批接受天主教洗礼的士大夫所提供。他们都受利玛窦的深刻影响，不仅做理论工作，也做实务，比如从英国、澳门人手里购买先进军火。

当然，壬辰战争期间，明军之所以能够打败丰臣秀吉旗下的强大日军，很大程度在于葡萄牙在背后提供了更先进的武器。所以辽东战事，实际上依然有西方人的身影，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1521年，明朝与葡萄牙曾在今天香港的屯门有过一场海战，明军惨胜，后学习了葡军的武器制造，例如弗郎机，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还曾在浙江双屿港建立贸易港，辉煌一时，但三年后被捣毁，1572年的隆庆开关，则启动了进一步的中西贸易交流。

总之，中西军事贸易其实是壬辰战争、辽东战事的大背景。但当时武器差距不大，后金皇太极政权极强的学习能力，尤其在吴桥兵变后，明军的武器反而落后于后金军队。

4、有明一代，袁崇焕是广东籍最值得自豪的爱国英雄，但他走的是一条传统的科举入仕之道。其父从事木材生意，主要是在西江上，而非海洋贸易参与者，稍晚于袁崇焕的郑成功，就是海商集团领袖，后者凭借海洋贸易，建立其当时东亚最强军事武装，这是明朝、日本、荷兰、葡萄牙都不能比的。

数月前去东莞可园参访，主人张敬修与袁崇焕经历类似，当然后者靠捐官入仕，但也是以战功得以升迁，以江西按察使（类似省政法委书记）一职退休返乡，当然张的结局好很多，只不过二者都是按照传统方式进入北京的官僚体系，然后在体系内发挥作用。

这一点和詹天佑、唐绍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不同，可以看作广东籍精英与国家关系的转变。即袁崇焕、张敬修沿袭的是中原、江南士子的人生理想，而唐绍仪、詹天佑、梁敦彦等人才以留学途径进入统治阶层，康梁属于过渡的情况，而孙中山则干脆另起炉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