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
在毛泽东的工作日程表上，看书、写文章占了相当大 的比重。他的文章有一种独特的、令读者着迷的风格。无 论是在保安、延安、西柏坡，还是在中南海，他写了大量 的文章，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他很勤奋，写文章时经常是废寝忘食，有时为了写一 篇文章几天几夜不出房间。他很能写，在他的作品中，几 千字、上万字的文章不在少数，而且都是一挥而就，然后 再反复修改。他写得很快，在战争年代，他一天写几个、 十几个电报和文件的情况太普通了。他写得很好，他的文 章对读者有很强的“磁力”。
据我的了解，现在我们看到的毛泽东的著作，绝大部 分都是他亲手写出来的。不能否认的是，毛泽东的文字助 手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在一些文章中做了大量的 工作。但这些工作多是整理、编辑性质的。
当然，毛泽东 有极少数文章是由别人代为起草的，但一是起草者要按照 毛泽东的意见和文风来写；二是起草后，毛泽东总是要进行 反反复复的修改，形成的文章与草稿往往已是面目全非了。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在世时，他的稿费基本上没有为自 己的事动用过。他用这些钱接济过不少需要救助的老百 姓、乡亲和其他人，每次给300元至500元不等。
毛泽东在杭州
1953年秋的一天，毛泽东告诉我，他要去杭州走一 趟。他说：“你跟我一起去吧，要写一篇大文章呢!”
此前 我已从杨尚昆处得知，这次毛泽东要去杭州起草我国的第 一部宪法，随行的还有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
毛泽东在杭州住了几个月，看了很多书，对宪法草稿 进行了多次修改。
一天，我陪毛泽东登五云山，趁他在凉 亭小憩，我问，主席，我们什么时候回北京?毛泽东没有 正面回答。
他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 席、政府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当政 府主席了，谁当谁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
毛泽东经常教育我们，要勤俭办一切事情。他自己身 体力行，生活中处处注意节俭。他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 人员也这样做。这些情况人们已熟知，这里不再谈了。只 说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人去世后实行火葬，是毛泽东首倡的。 而这一想法的形成，与任弼时同志的逝世及后事的处理有 关。
新中国成立前后，任弼时同志的病情逐渐加重，后到 苏联疗养了一段，但病情时有反复，在弼时同志的一再要 求下，他回到国内坚持工作。不幸于1950年10月27日逝世在工作岗位上。听到任弼时去世的消息，毛泽东十分 悲痛地连说“可惜，可惜啊!”
任弼时是与毛泽东多年风雨同舟的战友。虽然在工作 中有时也发生过争论，但毕竟共事多年，相互之间知之甚 深，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
任弼时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是开国元老。他的去 世，无论是对党内和新中国来讲都是大的损失。为此，党 和国家为任弼时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和送葬仪式。
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 责同志说，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对其进行厚 葬是必要的。但我们死后如果都这样葬，是不是有些浪费 了。
1954年在杭州，他看到西湖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坟 墓，就不无忧虑地说：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
他在后来的几年里多次建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提倡 去世后实行火葬。
1956年4月27日，在毛泽东的一再倡议下，中共中 央、国务院及各部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齐聚中南海怀仁 堂，毛泽东在“倡议实行火葬签名册”上第一个签名。接 着，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 武、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先后签名，共136人在签名册上签 了名。后来，当时不在北京的陈云同志专门写信补签。这 样，签名的人一共137名。
毛泽东看我没有动，就问我：“你为什么不签，是不是怕死啊?”
我说：我不怕死，是怕不够格。说完我走到桌前，在 罗瑞卿之后用毛笔郑重地签上了名字。我是第72个签名 的人 。
签字的多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一代开国元 勋，他们一生艰苦朴素，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 的生前诺言。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永远离开了我 们，但他们留下的墨迹仍然激励着后人。至于毛泽东逝世 后，他的遗体保存了下来，这是出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 和愿望，当是世人都可以充分理解和拥护的。
“我爱进步的中国”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与中南局负责同志 谈话时深情地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压 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 想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而强大的国家。
1955年3月21 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致 开幕词，他重申了一年前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 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 目 的 。 ”
从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至1955年，国民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工农业生产取得很大成就。随着1952年全国范围 的土改基本完成，农业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1955年农 业获得丰收。当时，无论是党内还是老百姓，革命的热情 和干劲都十分高涨，对中国光明的前景充满了希望。
对此，毛泽东的头脑是冷静的。这期间，对党内外一 些人士提出应加快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程的建 议，毛泽东还做过解释工作，指出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
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毛泽东的思想也在起变化。 1955年，毛泽东频繁地到各地视察，深入实地了解各方 面的情况，特别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进展情况。每到一 地，广大干部群众的豪情壮志和冲天干劲深深地感染了毛 泽东。他对农村的合作化运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投入了 极大的热情和精力。
5月上旬，毛泽东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提 出，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
5月17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 书记会议上讲：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 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 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
7月29日毛泽东在一篇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材料上做 了批语，其中有这样的话： “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 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 ” 。
毛泽东不是神，他的主要经历就是斗争。他在战争年 代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斗争，最终他赢了，而且实践证明他 是正确的。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新中国建设的问题上，他在 一定程度上继续了他的思维定式，他渴望新的胜利，急切 地盼望中国迅速强大起来，快些，再快些!他坚信，人民 能够做到，他们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能够创造人间奇迹。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固执的。
195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更是大张旗鼓地对群众 运动加以鼓励和赞扬，而对党的领导层内的不同意见采取 批评的态度。
他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 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 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 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 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 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
1955年11月2日，河南日报发表安阳地委合作化运 动办公室写的文章《安阳县南崔庄的党支部依靠贫农带头 办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
毛泽东将其收入《中国农村 的社会主义高潮》 一书，并加了按语：“穷人要翻身了。 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在此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并亲自与全国 一些省市区的主要负责人交换意见和看法。他还主持编辑 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一书。
在毛泽东与基层群众和党的各级领导人的频繁接触 中，他得出的印象是“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 想，总是落后于实际”。群众发动起来了，而领导却落后 了。他多次对党的有关领导人说，要鼓舞群众前进，不能 站在后边泼冷水。应该反右倾反保守，加快我们的发展， 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情期盼着中国革命和建 设事业的成功。
毛泽东与大跃进
在1958年的最后一天晚上，我陪同毛泽东在院子里 散步，他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对我说：“难忘的五八年 啊!三面红旗讲不讲?六亿老百姓讲不讲?九个指头和一 个指头讲不讲?你们不讲，我讲!”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几年说过不知多少次的话。
即将过去的一年对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是极 其不平凡的。195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毛泽东做了些 什么?在此，我把毛泽东这一年里的主要工作简要记录于 后：
1月上旬，在杭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1月11日至22日，主持南宁中央工作会议。
1月23日至2月上旬，在广州视察工作。
2月中旬，乘专机视察东北。2月13日，参观辽宁农 村和抚顺矿务局。14日，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
2月中下旬，在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8日至26日，在成都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即成都会议。
3月29日至31日，由重庆乘船到武汉。
4月1日至6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4月中旬，在广州视察，写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
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主持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着 重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5月25日，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劳动。
8月1日至3日，与来访的苏共中央第 一 书记赫鲁晓 夫会谈。
8月4日，到河北徐水视察。
8月6日，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参观。
8月9日，在山东农村视察。
8月10日至13日，在天津视察。
8月17日至30日，主持中央北戴河会议。
9月中下旬，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的工厂、 农村考察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在此期间连续5次游长 江 。
10月初，考察河北农村。
11月上旬，在郑州考察并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11月下旬，在武昌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1月28日—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中共八届六中 全会。
12月14日—24日，在广州视察。
12月25日—28日，在武汉视察。
12月29日晚，从武汉乘火车北上，经郑州，在邯郸短暂停留，12月30日下午回到北京。
整个1958年，毛泽东在北京的时间只有大约四个月， 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各地视察和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中 度过的。
我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自从1957年以后，特别是从 苏联回来后，他的脾气变得急了，躁了。看得出他的压力 很大。
他曾对我说过：“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 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已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雄心壮志。他为此奋斗了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实 现这个愿望的心情更加强烈，也更加现实。他决心迅速改 变“人口上、政治上是个大国，而经济上却是个小国”的 现状。
他把眼光盯住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他认 为，我们用五六十年，完全应当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 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搞了五六十年 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 除你的球籍。”
他还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 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 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当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广大农民，以极大的热情 向合作化迈进时，毛泽东兴奋的心情无以复加。
1958年2 月28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讲："1949年那 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 开始高兴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更使毛 泽东坚信，中国人民能够创造人间的奇迹。1957年年底 访苏时，针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十五年赶上美国的目 标，毛泽东宣布中国用15年时间要赶上英国。
但是，十五年的目标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 议以后，就变成了两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有关部 门的一份关于两年超过英国的材料上，作了肯定性的批 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 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 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在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针对全党 全国上上下下普遍存在的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情况，周 恩来、刘少奇、陈云等进行过冷静的分析，并在实际工作 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大量的工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反 冒进 ”。
对此，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进行了大量的、严厉的批 评。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 公开批评了反冒进：“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 业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这是右倾，是促退。”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召开华东、中南地区九省 二市领导人和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说：不 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六亿人 民一泄了气不得了。这是政治性、方向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 远了”。
他还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 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首先 没有把指头搞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不提 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
从1957年底以后近半年时间，周恩来等做了多次检 讨。再也没有人敢于提反冒进了。
八大二次会议前，毛泽东说，1956—1958年中国经济 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他认为，正是 由于反冒进，造成了1957年经济的低潮。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 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提法就相继被毛泽东肯定了。全 党全国人民在三面红旗的号召下，像一部失控的机器一样 高速运转起来。
1958年8月初，毛泽东在与到访的赫鲁晓夫交谈时 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 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 一穷二白。以后 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 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
毛泽东说：“两个东西最要紧， 一个粮，一个钢。有 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 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 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起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 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 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
大跃进的两个“轮子”,一个是全民大炼钢铁， 一个 是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夏季以前，就全国来说，广大农村的基层组 织形式是农业社，直到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南省新乡县 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才对人民公社这个名称给予肯定。他 说这是个新事物，在有意无意之间，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说此话时，我就在他身边。
我的感觉是，他的这一 句话并没有过脑子。只是随便说说，我想类似的情况每个 人都经历过，没有什么特别的。因此，当这句话被披露在 第二天的报纸时，毛泽东十分惊讶。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有资本主义不可比 拟的优越性。8月中旬在视察回京的列车上，他又一次说 到：“人民公社是人民创造的好形式，它的出现是顺理成 章的，我们应当唱赞歌。人民公社能够解放生产力，集中 力量办许多事情。”
此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猛发展。所谓一大二 公，“大”主要是规模大，许多地方搞几千户的大社，甚 至县社合一，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后的第三天，中央有关部 门负责人即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9月份成立了徐水 人民公社，实行县社合一，经济上由县统一核算。一个县 为一个公社，不可避免地形成工农兵学商统归人民公社领导的局面，这是“大”的另一个含义。
“公”,就是把农民 的自留地、农具、牲畜等全部收归社有，搞供给制分配形 式。就是吃饭不要钱，大锅饭、大食堂应运而生。同时， 出现了许多诸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 年”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在11月4日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 《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一文。报道 了该县提出的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
其主要内容是 在两年内实现全县的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2万斤； 建成4至6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 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993 个自然村改造成25个新乐园。
文章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 了新乐园的前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 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 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正在郑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 这个报道。并做了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 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 不成，顺延也可。同时印发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 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
毛泽东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他坚 信，“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经济之果”。
与人民公社同时出现的是各地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指标、浮夸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话。报纸、电台高产“卫星”不断。
8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发射早稻高产“卫星”目击记》 说：安徽省枞阳县高丰社一个村子的“卫星田”,早稻亩 产16227多斤。同月13日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 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一块1.06亩田，创造了亩产早稻 36956斤的纪录。
9月5日报道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一 块1.073亩田，平均亩产中稻60437斤多。几天后，广西 传来中稻亩产13万斤的消息。
对这些报道，毛泽东都逐篇认真阅读，在一些地方还 用红色铅笔划了杠杠。
从徐水视察后不久，毛泽东特意让我看《人民日报》 的一篇文章《徐水人民公社颂》。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 美好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平均亩产量将达 到5000斤。毛泽东说：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 看。”
但是，毛泽东此后再也未到过徐水。
1958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对正在进行的大跃 进运动是个推动。会议确认了全年钢产量要比去年翻一 番，达到1070万吨的指标。工业生产大跃进以全民大炼 钢铁为中心启动了。
当时流行的口号是： “卫星上天，元帅升帐。”这个 “元帅”就是钢铁。北戴河会议以后，全民炼钢迅速形成 高潮。“小洋群”、“小土群”遍地开花。
大跃进的风甚至吹进了中南海。中央机关在中南海成立了一个小型钢铁厂，我被任命为厂长。我因对钢铁生产 一窍不通，只得向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求援。他 派秘书找了几位行家，帮助建了一座土炼钢炉，并搞来一 些焦炭和生铁块开始炼钢。但是由于生产条件不具备，钢 没有炼出来，人累得要死，物资也损失了不少。
一天，毛 泽东过来看我们生产，我说：主席，用这样的方法炼钢恐 怕不行!
1958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中直机关小炼钢厂视察，听取厂长叶子龙的汇报
毛泽东听了不太满意，说：“你怎么知道不行?看来你这个厂长要好好向工人同志学习和请教呢。工人师傅是最聪明的!”
毛泽东历来这样。他特别喜欢看到人民群众的发明创 造。他一直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此期 间，他多次讲过要破除迷信的问题。
北戴河会议后，我随毛泽东走了许多地方。毛泽东视 察了上海、湖北、安徽、辽宁的钢铁生产，我亲眼看到工 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医生、家庭妇女都在以 冲天的干劲大炼钢铁。其景象蔚为壮观。
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他视察 的地方很多，尽管事先地方的同志做了这样那样的“准 备”,但我感觉，他对一些放“卫星”、说假话等情况是有 所察觉的。
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社领导 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不信，他指着一位市领导 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 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 出来么!”
那位领导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 机往里吹风。他们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
毛泽东说：“娃 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在回市区的车上，我向毛泽东说：我仔细看了，那块 地里的庄稼好像是堆出来的，他们在弄虚作假。这一次， 毛泽东没有说话。事后我想，我看见的，毛泽东肯定也看 到 了 。
从村子参观回来，毛泽东分别去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参观校办工厂。然后毛泽东提出吃饭，来到长春道的“正 阳春”吃饭。主菜是烤鸭，毛泽东吃了很少的一点就放下 了筷子。陪同的省市领导同志劝毛泽东多吃一点，毛泽东 不无诙谐地说：“不吃了，吃得太多会闹消化不良的!”
早在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 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 所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这样的事我遇到过。我也向毛泽 东说过。
10月份，毛泽东在郑州视察。 一 次在专列上，毛泽 东听取河南省委某领导的工作汇报，他不止一次地问这位 领导，在工作中发现什么问题，那位领导同志都是只讲成 绩，不讲问题。
后来，毛泽东告诉我，说他要召开一个座谈会，听一 听最基层的意见，特别是要讲真实情况、讲存在的问题。 我马上去了荥阳，把正在田野里搞土法炼钢的中央办公厅 下放干部工作团的十几个人找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汇 报。但座谈会开得很不尽如人意，这些同志也是一片好好 好，没有人讲问题。
从11月份开始，毛泽东先后主持了第一次郑州会议， 批评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试图解决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问题；在武昌召开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着重讲要尊重科学，不要把科学 当作迷信破了，批评了高指标、浮夸风问题。他尖锐地指 出：“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
不久，他 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一封信，建议 大家“读两本书。 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 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每人每本用心 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 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太正确，或者模糊 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 清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 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 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 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 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
当然，毛泽东对错误的纠正，是局部的，是以不允许动摇三面红旗为前提的。
正如他在1959年1月的省市自 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的：总路线不能改，大跃进要 坚持，对缺点应分析。去年指标过高、基建上马过多，造 成了几方面比例失调、副食品供应紧张以及交通运输紧张 等情况，这些是我们的缺点， 一定要改正。但要讲清楚， 这是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主要是我们没有经验。他 还讲：要永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大跃进的 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论中国外 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 自己、毁灭了自己。
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农村(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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