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围墙，紧闭的大门，仅限日籍人员入内的标识——这些分布在中国的日本学校，引发了无数好奇与质疑。
截至2024年5月，中国境内共有约35所日本学校，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天津、青岛、大连、南京、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
这些学校自成天地，从学生、教师到保安均为日籍人员，教学体系与日本国内完全一致。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日本能在我国建立这么多特殊学校？谁批准了它们的存在？
日本在中国办学校并非新鲜事。早在晚清民国时期，日本就在上海、青岛、南京等地设立小学校，名义上推广文化，实则为侵华战略服务——培养熟悉中国的日本人才，服务于殖民统治。
随着抗战胜利，这些学校被中国政府全部关闭或接管。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向世界，中日之间的教育合作才逐渐恢复。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大量日本企业来华投资设厂。
截至2022年底，日本在华投资企业超过5万家，实际投资金额达1300亿美元，随之而来的是12.4万在华日本人及家属。这些家庭面临的核心困境是子女教育问题。
由于中日教育体制差异，日本外派人员希望子女能够接受与国内完全相同的教育，以便回国后无缝接轨。为解决这一痛点，中日政府达成协议：允许日本财团在华设立专属学校。
日本在中国设立学校并非“特权”，而是基于中国法律框架内的制度性安排。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外国机构、外资企业和国际组织可申请开办子女学校，招生对象限定为持有居留证件的外籍人员子女。
这一政策并非日本专属。美国、韩国、法国乃至迪拜均在中国设立类似国际学校。2020年迪拜中国学校开学时，中方官员还亲临致辞，彰显中国对外国办学的开放态度。
日本在华申办学校的程序复杂且严格。需先向省级教育部门提交申请，然后再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获批后须承诺不得招收中国学生、不得从事营利活动。
1979年《中日文化交流协定》及后续补充协议，明确了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框架，为日本在华建校提供了政策基础。中国政府批准日本在华建校，主要是为了解决在华日籍人员子女的教育需求，并促进国际教育交流。
日本学校在中国的封闭管理模式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些学校校门常年紧闭，围墙高达普通学校两倍，学生穿和服、讲日语，课程完全复制日本国内体系。
从教师到保安一律日籍，拒绝中国籍人员进入校园。这种行为刺痛了民族记忆，特别是上海某些日本学校标注“非校内人员不许靠近学校！”的标语，让人联想起历史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警示。
人们也担忧这些日本教材是否美化侵略史实。这种封闭式管理虽然引发了不解，但实际上所有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均采取类似管理模式，这是国际通行的校园安全规范，并非日本学校特有现象。
面对舆情压力，中国监管逐步收紧。早年为吸引外资，政府对日本学校“睁只眼闭只眼”，但近年态势已经逆转。2020年9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文，强化外籍学校课程、师资监管。2021年，京沪粤开展专项检查，严查校舍安全、办学资质。
中国建立了教材审查机制，删除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还会实施年度检查制，违规学校直接吊销执照。教育行政部门对日本学校的教材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其内容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
尽管日本学校主要面向在华日本人子女招生，但并非完全封闭。大部分日本学校会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校园活动信息，与中国本土学校开展互动交流。
例如广州日本人学校官网设有“学校窗口”和“学校新闻”栏目，记录了该校与广州市东风东路小学的交流活动，以及组织学生参观深圳市锦绣中华村、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等活动。
这种开放性不仅有助于增进中日文化交流，也打破了外界对日本学校的误解。日本学校在中国的存在本质是经济全球化伴生品。它们解决了日企驻华人员的核心痛点，为苏州（2000家日企）、上海等地留住数万日籍技术人才。
更深层看，这些学校也是文化软实力的载体：对内维系民族认同，防止侨民后代“文化失根”；对外输出价值观，培养知华派为日本利益服务。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在教育领域的开放态度，体现了大国自信与国际担当。
对于日本在华学校，我们需要辩证看待。一方面，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解决了日籍人员子女教育问题，有助于吸引外资和高技能人才。
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必要的警惕，确保教育主权和文化安全。日本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内容必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文化传统。正如一些观点指出：“开放不等于放纵，合作不等于失控。大门可以开，但钥匙必须握在自己手中”。
日本学校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国国际教育政策的演进：从最初为吸引外资提供便利，到逐步建立完善监管体系，再到如今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教育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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