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6日，一名8岁男童在母亲尧女士的带领下，在北京环球影城游玩“飞跃侏罗纪”项目时被一女子指控骚扰。

当时项目排队人数众多，男童和母亲并排站在女子身后，女子突然转身，称男童将手长时间置于自己腰部，并举起手机对着男童面部狂拍。男童当即否认，却被女子怒斥撒谎，吓得当场大哭。尧女士见状，先向女子道歉解释，称孩子才8岁，可能是排队时不小心碰到了，但女子仍不依不饶，甚至打了男童一巴掌，随后留下“不原谅”便离开。

事后，男童情绪崩溃，死活不肯离开园区，尧女士选择报警处理。警方调取监控后发现，男童全程双手未抬起，始终与女子保持距离，不存在触碰行为。

因警方未能联系到女子，尧女士便在网上发帖寻找该女子，要求其删除男童照片并书面道歉。

在舆论压力下，女子主动联系尧女士，称是误会并道歉。最终，女子在警方调解下提交了书面道歉信。

无独有偶，近期，一名山东理发师也在网上发帖，称13岁女孩告其骚扰，并被警方认定构成猥亵未成年人，给予其拘留14日的行政处罚。

理发师不服，认为自己冤枉，监控和现场情况均能证明自己清白，于是在2024年12月1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

再联想到前段时间的武大图书馆案，如此频繁出现的所谓性骚扰案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千万不要让一些居心叵测、自私自利的人，用零成本的诬告，影响了那些真正被性骚扰伤害的女性权益的声张。

诬告之风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诬告者需要承担的代价太小，而被诬告者却可能因此失去尊严、工作、社交关系，甚至整个人生都被摧毁。这种极度不均衡的风险分配，无形中助长了诬告行为。

更可怕的是，当“狼来了”的情节反复上演，等到真正受害者发声之时，公众可能因疲惫与猜疑而不再愿意相信。这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致命的打击。

必须让诬告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因为：

如果一种犯罪无需付出代价，那么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