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若向情绪低头,正义就会向深渊滑落。” ---孟德斯鸠
“我们彼此相恨、彼此防备,善于单打独斗。”——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佛罗里达州的高速,一次危险的掉头,一辆巨型卡车,一瞬之间,三条无辜的生命消逝。被捕的是28岁的哈金德·辛格,一名来自印度旁遮普的锡克族包头卡车司机,非法入境美国多年,持加州商用车驾照。如今他被控车辆杀人——罪名不轻,民愤沸腾。 在法律和舆论的双重聚光下,这样的行为几乎难逃重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然而,剧情并未止步于此。辛格的印度同乡们掀起了互联网的狂潮——一个请愿释放的联署迅速突破160万签名,几乎是一场网络大合唱。请愿的逻辑是:事故不是故意,是悲剧不是谋杀,辛格需要心理医生。但这160万的数字,刺痛了许多人。当地保守媒体愤怒报道,社交平台上有人喊:“谁签了名,查他们的身份!”更有人主张:“必须重判,服刑后直接驱逐。”甚至有人开启“反向请愿”,要求驱逐那些为辛格说情的人。
冷静思考观察一下,你会发现这是个法律问题,但也是个文化和社群族裔问题。为什么这个司机必须严判?因为他是职业司机,手握比普通人更大的“公共杀伤力”;因为他违反规则,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而更值得玩味的,是印度社群的集体反应:护短,抱团,出奇一致。
为什么他们能抱团?为什么他们敢抱团?
旁观者未必理解,但这是印度社群长期自我保护的策略。他们深知自己的短板——大量粗糙培训司机,不爱守规则,习惯即兴随意驾驶和处事,甚至卫生习惯饱受诟病。越是知道问题多,他们越不会公开“自黑”,因为内部撕裂只会让自己在外部环境中更快被击垮。于是,无论对错,他们首先是一个“我们”。这就是一种深刻的“生存本能”:团结,不问对错。
反观华人社群呢?我们更擅长的是大义灭亲,对外姑息隐忍。台湾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痛批国人“窝里斗”,彼此防备,善于单打独斗,不爱协作。今天回望,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对比最近澳洲的一起车祸事件,华人群体舆论几乎一边倒:零容忍,严惩到底,大义灭亲。富二代肇事,踏上一万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还恨不得多加几锤。这里绝不是为肇事者鸣冤,这种道德感和规则意识固然值得赞赏,但我们不得不问:这种“重锤”的内在驱动力,是成熟还是孤立?是自律还是内耗?
这种差异在更大的社会舞台上屡见不鲜。加拿大曾有一位华裔总督伍冰枝,出身贫苦,却在任上极力限制移民,尤其对华人移民态度严苛——“我自己移民成功就够了,其他华人必不给他们机会,看我多公正无私。” 多伦多新市长也是华裔,却政治立场紧跟西人主流,非常泛善,很不得把中东难民都接到枫叶国,好好供着,让社会治安更乱一些吧,让懒人能够更懒一些吧,反正千万不要便宜了那些华人。对本族群几无偏袒。这种“举贤避亲”“道德洁癖”让我们在政坛往往孤立无援,而别人却在悄然抱团前行。
反观印度社群,他们知道自己的短处多、口碑弱,所以更加自保;哪怕是波音公司航空制造业的重大事故,也能看到内部“互保”的影子——有人戏称,如果不是坠机事件无法掩盖,印度裔员工会让波音变成“另一种旁遮普音”。
医疗领域同样如此,灾害不那么显而易见,印度人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在所有印度人的努力下,一名印度的护士居然当上了加拿大的现任卫生部部长;这种危害是深厚而长远的,而加拿大医生群里华裔的比例是相当高,但非常独立,非常彼此排斥,最后结果就是大家老老实实听三姨护士的全面领导。这不是偏见,而是事实背后的现实:团结与孤立的赛跑,结果往往不言自明。
我们并不是要为辛格翻案,也不是要给印度社群的护短唱赞歌
恰恰相反,辛格的行为必须依法严惩,甚至可以作为恶性案例的警示。160万签名也不能动摇法律的独立。但更深的思考是:为什么同样是移民群体,他们懂得对外团结,而我们却热衷于内部恶斗?为什么他们能内部容忍迁就,而我们只会内部痛打落水狗?
这不是要纵容错,更不是要无底线地“抱团护短”,而是提醒我们:一个移民群体,若不能建立基本的信任与合作,就很容易一盘散沙。在公共政策、职业竞争、话语权博弈中,那些懂得“自保”的群体往往更能留下空间;而那些把刀口永远对准自己人的群体,终会陷入疲于奔命。
结尾还是那句话:辛格该判,必须判;请愿是情感,但法律是天平。但在这个案件之外,我们也许该照照镜子:当别人已经在用“集体声量”争取利益时,我们是否还在用“集体自律”消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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