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江湖郎中，给乾隆皇帝算命，结果被当场抄书斩立决，这是为什么呢？他本来想捧个皇帝高寿，捞个好彩头，没想到一步步把自己往死里送。
话要从乾隆二十七年说起。那年，智天豹不过是个走街串巷的郎中，医术平平，糊口都费劲。
他看着达官贵人骑马从身边飞驰，心里暗自嘀咕：“世上既有病可治，何不天命可测？”于是摇身一变算命先生，街角小摊，拇指掐算，口里念念有词，还吹嘘自己从老神仙那儿得来一本“天书”。
几个月下来，倒也骗来些铜板，但离翻身仍差得远。
乾隆四十三年，智天豹快五十了，皱纹比铜钱还挨得紧。他突然灵机一动：既然算命能糊口，预言更能发财。
于是在保定白沟河边，租了破房，天天关门写写画画。夜里听他自言自语：“皇上能活八十二岁，清朝能传八百年……”房东赵五也没当回事，只以为他又犯了神棍病。
智天豹心里盘算得很周密：乾隆六十八岁，最怕不长寿；他好大喜功，爱听自己名字写进“天书”；要是皇帝真看上了，自然重重赏赐，他就可一夜飞升。可又怕直接进宫被拦，怎么办？
他打定主意，把“天书”的重任交给徒弟张九霄。
张九霄这小子本来是来讨药的病人，智天豹说能治好他就拜师。他治病几次都是东拖西拖，眼看没戏，张九霄一肚子气，却没想到自己不过是跑腿工具。
等到“天书”写成，张九霄学医没学到，倒成了奉旨献书的使者。
乾隆四十四年秋，皇帝南巡保定。那天早晨，张九霄背了本“天书”，站到御道旁。
他听师父吩咐：“看见仪仗来了，就大喊‘有天书献给万岁爷’，把书高举。自有御前侍卫接过，带进宫去。”张九霄心想不可思议，却唯唯诺诺。
就在那一刻，抬头见八旗仪仗车马徐徐而来，他一声长啸，举起破书，喊道：“有天书献给万岁爷！”十二道侍卫立刻下马，将他扑倒在地，一把夺了书。
张九霄扭头就问：“你们是干嘛的？”侍卫一句话也没说，拽着他往王府刑部去了。
“天书”被请入内院，一众文武官员围着看，先是有人暗笑，然后有人面色一沉。乾隆御笔亲题：’大清年号，朕说了算；天寿天祿，天不随人欲。‘他颇为愠色，下令立查此事。
官府疾风骤雨般搜捕——凡是跟智天豹沾边的，一律扣上妄议皇权的大逆不道。张九霄终于招了，才知原来智天豹自编年号、预言寿命，还擅自预言国祚长短。
乾隆听说后当即勃然大怒：“编年号者，僭越我权；论寿夸祚者，大不敬也！”智天豹说：“回禀陛下，我不过取‘天机’祝万岁高寿、国祚久长。”
大案官回道：“祝皇上寿不如天算，岂不讥讽天意？妄为神仙传法，等于颠倒是非！”
于是震怒之下，智天豹被定为“怨诽圣上、妄议国祚”罪，当场改为斩立决；张九霄也判秋后问斩，最后同日执行。
可令人更讽刺的是，乾隆后竟活到八十九岁，比书里说的还多活了七年——要是智天豹有点儿先见之明，也许还会被再砍一刀：预言太短，不如不言。至于那本鼓吹大清八百年基业的“天书”，连一句好话也没换来，只给自己送了个死刑。
智天豹案成了清朝文字狱中的另类范例。大多数文字狱是因批评讽刺，智天豹却因阿谀奉承，胆敢触碰皇权禁区，才招致灭顶。
谁能想到，说好话也会被当成大逆不道？这就是乾隆朝对言论管控的铁律：无论你是斥责还是颂扬，只要跨过“天命”与“年号”的雷池，必遭杀身之祸。
戏剧性的还有，张九霄那会儿虽然糊里糊涂，但他真心以为凭一本“天书”能成显赫师门门主；可最终，他也没留下一句遗言。智天豹死前被捆在刑车上，面色苍白，自去冠冕，覆面而终——就像他编出来的年号，连影子都没留下一点痕迹。
这一桩闹剧，表面是市井术士不识禁忌，深层却折射出专制时代对“话语权”的绝对把控。无论是皇权的高墙，还是儒学的教条，都警示着：在那样一套体系里，连祝福都可能是死亡的陷阱。
有时候，最锋利的，不是刀剑，而是一句不该说的阿谀。
参考资料：《清史稿·刑法志》；《大清律例》；《乾隆朝刑科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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