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平

作者介绍

王美平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顾斯卿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文部省为防范马克思主义渗透进校园，开始设置学生部、学生主事等专职部门与人员从事校园思想统制工作，实施指导教官与特别讲义制，设置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调查研究思想问题。九一八事变后，文部省为配合法西斯化运动，将统制范围扩大到自由主义，确立了以阐发“日本国体”与“日本精神”清理外来思想的统制模式，并贯彻“天皇主权说”，设置教学改革评议会商讨改革事宜。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将文部省的思想统制模式扩展至全民。为应对劳力与军力不足，文部省强调“学行一体”，建立学校修炼组织、教学炼成所，动员学生参加劳动生产与军事训练。文部省的校园思想统制政策对日本构建总体战体制，发动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体 日本文部省 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 思想统制

文部省作为主管日本教育的行政机构，在二战时期推行校园思想统制政策，对日本法西斯总体战体制的构建与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界从机构设置、参与人员、政策决定等角度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该问题，而国内尚缺乏对二战时期日本文部省校园思想统制政策的研究。本文利用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公文书馆、外交史料馆、国立国会图书馆等资料，简析战时日本文部省的校园思想统制政策及其影响，揭示日本法西斯体制与总体战体制中教育的支柱面相。

一、肃清校园马克思主义思想

20世纪初，随着日本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马恩著作传入日本。十月革命的胜利、20年代日本共产党的成立及重建，促使马克思主义渗透进学校，引起日本统治者的高度警觉。

日本教育机构在20年代不断扩张，在读学生数量不断增加。1922年，日本全国24所学校的左翼学生组织成立“学生联合会”，其后进一步扩大为“日本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学联”)，将 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方针。在日本政府看来，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结社、斗争，从事社会运动，甚至号召推翻“天皇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影响社会稳定，属于“危险思想”。1925年日本政府颁布《治 安维持法》，为制裁变革国体或否认私有制者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4月“京大事件”爆发，日本政府首次依据《治安维持法》对被捕“学联”人员进行审判。1928年3月15 日，在众议院选举之际，日本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散布传单，遭到内务省和司法省的逮捕。被捕者中出现了大量官、私立学校的学生，被告人中帝国大学特别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学生占据大多数。在4月16日的枢密院会议上，田中义一首相主张“今后最需改善的是教育”，强调预防马克思主义在校园扩散的重要性。由此，负责教育事务的文部省开始采取相应对策。

1928年4月17日，文部大臣水野炼太郎向直属学校校长、地方长官发出“关于贯彻善导大、中学生思想方法”的训令，认为“外间诡激之徒，鼓吹不符国体之思想，误导学生，这不仅是大、中学生 的不幸，更有破坏国家存立根基之忧”，为“根绝极端偏倚的思想浸染”，需让学生“理解建国之本义，明征国体观念”。其后，文部省采取了一系列预防马克思主义思想渗透进校园的措施。

其一，在中央及地方设置专职部门与人员，防范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校园。1928年9月1日经内阁决议，在文部省专门学务局设置学生课，主要负责调查国内外社会思想、学生思想、学生运动等。1929年7月，日本政府第二次大举逮捕日本共产党后，文部省将学生课升格为学生部，独立于专门学务局。学生部下设学生课和调查课，前者的任务是指导学生思想与思想运动等；后者的任务是调查学生思想、思想问题、国内外社会思想等。同时，学生部管辖的范围从原先的大学、专科学校、高中扩展到初中。

随着中央机关的设置，地方学校也开始设置专职人员负责预防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各帝 国大学与官立大学、大专院校、中学内部都设置了学生主事，其由校长任命，负责学生的思想指导和训育。设置学生主事的目的在于防范当时频发的共产主义事件。在1928年末第一次学生主事会议上，文部大臣胜田主计要求学生主事在履行职务时保持与文部省当局乃至内务省、司法省的紧 密联络，并定期召开会议。

其二，实施指导教官制度，发放思想工作专门训育费。在设置学生主事的基础上，文部省进一步考虑实施指导教官制度，让“教官和学生亲密接触，通过教官的人格与学术，健全学生的思想”。教官包含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外籍教师。以姬路高中为例，全校每约二三十名学生分属一位指导教官。这实际上是让全体教职人员都参与学生思想工作。文部省要求学校召开加深师生间感情的恳谈会、座谈会，采取有助于思想训育的演讲等措施，“增加师生接触的机会，以便于日常指导学生，了解学生的思想倾向、生活状况等，以期取得指导训育的效果，启发学生的思想人格”。为贯彻这一制度，文部省从1928年开始向大学、高等专科学校等拨发大量训育费。

其三，实行特别讲义制度。为培养学生对一般思想问题、社会问题的“批判能力”，避免只倾心于外来思想，同时使其更好地理解日本精神，文部省“委托各学校的学者、专家，每学年开展6—12小时的特别讲义，让全校学生听讲”。1930年，该制度从官立高中开始实施，翌年扩展至官立专科学校、官立实业专科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大学预科。被邀请作讲座的学者、专家包括大川周明、平泉澄、新渡户稻造、河合荣治郎等，内容涉及日本精神文化、外来思想、社会经济等，1932年后还增设伪满洲国、满洲问题等时事题目。

其四，开展教化动员运动。1929年9月，为应对国民思想动摇和财政经济窘迫，“明征国体观 念、振兴国民精神、谋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及培养国力”，文部省在直属学校、公私立大学等开展教化动员运动，培养学生朴实刚健、勤俭力行的品质，以期“成为国民之仪表”。与此同时，文部省还采取对学生增设福利设施、奖励“稳健”的研究团体、确立图书推荐制度、印发各种调查物、在地方开设思想问题讲习会等措施。

通过上述举措，日本政府自认为在预防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校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指导教官制度加强了教员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促使指导教官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思想倾向与品行。特别讲义制度等增强了学生对所谓“危险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判断力，进一步充实了福利设施，加强了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初中以上的各级学校充分了解了左翼运动的方法和状况，使其能够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处理相关问题，促进了日本政府对校园极左秘密团体与同盟罢课等问题的取缔与管理，强化了文部省与内务省、司法省等相关政府机构的联络。

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1928—1931年间，马克思主义对校园的影响仍呈上升趋势，左翼学生运动事件从47件增至355件，被捕人数从120人增至1119人，被起诉者从28人增至32人，被处分者从284人增至984人。在此背景下，文部省采取措施进一步强 化思想统制政策。

其一，1931年6月，文部省设置学生思想问题调查委员会。文部省学生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得到贵族院和枢密院的支持，增加思想调查费和临时调查费，其中部分用于设置学生思想问题 调查委员会。

1931年6月，文部省设置学生思想问题调查委员会后，文部大臣向其咨询学生左倾的原因与 对策，经反复商讨后，该委员会于1932年5月向文部大臣提交答复。答复从社会形势、思想界与学 界倾向、教育缺陷、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左倾运动以及青年的心理、境遇及素质等七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学生左倾的原因：对国体观念认识不足；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拥有完善的理论体系，符合学生要求社会公正合理的心理。基于上述分析，学生思想问题调查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阐明“我国国体与国民精神的原理”，发扬国民文化，批判外来思想，建设足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以此为目的，设置有力的研究机关；将教育重心置于培养健全的人格，避免偏重知识，重视陶冶情操与意志；以改善学校教育中教授、训育的内容与方法，完善学校制度、组织、设施等为目的，设置重要的调查机关，改善教师的培养以及检验方法等。由此，文部省决定增设督学官人数，并新设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其二，1932年8月22日，经天皇批准，文部省增设督学官人数。面对日益严重的学生思想问题，文部省认为“充分视察、监督、指导大学等校园的实况、措施、设施等，是眼下不可忽视的任务”，遂决定增设相当数量的具备思想工作能力与经验的督学官。督学官负责视察、监督如下思想事项：(1)视察学生思想的一般倾向；(2)视察左倾思想的影响情况，调查左翼秘密团体的组织及其活动状况；(3)贯彻并实施文部省有关思想问题的方针及对策；(4)监督学校关于思想问题的处置及设施；(5)从思想角度视察各学科的教授工作。

其三，1932年8月22日，文部省设置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其任务是对日本独有的国体观念、国民理想进行学理性研究，分析、批判外来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向日本国民广泛普及研究成果；研究、指导师范学校及其他学校教员的思想与训育工作；收容并指导大学、高中、专科学校因思 想问题受到处分的学生。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由文部大臣管理，掌管有关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指导和普及事务，实际上由学生部负责管理，下设研究部和事业部。研究部负责国民精神文化的研 究，并普及研究成果。该部在研究方面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教育、法政、经济、自然科学、思想九科。为保持各科研究的有机关联，研究部组织各科研究会、联络研究会、全体研究会、所员会等。在成果普及方面，研究部发行《国民精神文化研究》《国民精神文化类辑》《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所报》，开设讲习会、演讲会，每月就教育、思想问题召开座谈会，参加者包括师范学校、官私立初高中、小学的校长，批判、讨论教育、思想、社会问题。

事业部下设教员研究科和研究生指导科。教员研究科负责指导教员的研究，研究员即教员为学校教师，通过校长或地方长官推荐，由所长决定。该科通过讲义、座谈会、恳谈会等方式，让研究员理解“日本国体与国民精神的真髓”，试图通过弘扬日本文化，防范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学校师生的渗透。完成规定研究的教员归任后，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将推动有关国民精神文化新设施的建设，或参与有关思想指导的各类工作。随后，研究员的招收逐渐扩大到高中、专科学校。研究生指导科负责研究生的思想指导工作。原则上，该科的研究生为大学、高中、专科学校因思想问题而丧失学籍的学生。截至1934年11月，在所研究生25名。其指导方法如下：(1)根据个人的经历、问题等，进行个别指导；(2)开设历史、哲学、经济讲义；(3)在主任的指导下进行个人研究，每周向主任提交报告；(4)开展共同研究，批判马克思主义书籍，分析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或由数人组成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部门，每周由一部门召开联合研究会，发表其研究成果；(5)召开座谈会；(6)旁听教员研究科讲义；(7)寄宿。此外，毕业研究生和在所研究生组织清明会，以加强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与已毕业研究生的联系，相互启发思想修养，创设机关报《清明》。通过上述方法，研究生指导科试图“使研究生努力反省过去的生活态度，从理论上批判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研究日本国体、国民精神，以树立作为日本人坚定的生活理念”。通过上述举措，长期在所者在情感上发生转向，在理论上判断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适合日本，从而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实现所谓的“思想转向”。完成学业者中也有部分学生获得再入学的许可。

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还在地方开设国民精神文化讲习会。从1934年开始，每年从小学、实业 补习学校的教员中选拔二三十人，召开长达四周以上的讲习会，灌输日本精神，促使其在学校普及日本精神，自觉抵制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校园。各县讲习的题目、科目并不相同，讲师中含有在该所教员研究科结业的教员。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不仅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也试图通过对身为教育者的教员进行再教育，以进一步加强各地的思想统制工作。

文部省对校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制强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日本的左翼学生运 动事件从1931年的355件减至1933年的105件，逮捕人数也从1119人减至507人，并促使30年代中后期左翼思想在校园销声匿迹。

二、清理校园自由主义思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推行对外侵略政策，日本经过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右翼政变，逐步确立了军部法西斯统治体制。反对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是法西斯的重要特征，与此相对应，文部省为清理校园内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一，五一五事件后，文部省制造泷川事件，将思想统制对象扩展至自由主义，日本内阁协商决 定设置思想对策协议会，文部省将学生部升格为思想局。

1932年末，文部省认为泷川幸辰教授11月在中央大学的演讲存在“危险”内容，但京大校长和 法学部长认为该演讲“极富理想主义，并未发现文部省所担心的问题”。1933年1月，政友会议员宫泽裕在议会提议揭发东京、京都两所帝大的“赤化”教授问题，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回应称，若有赤化教授，将“断然处分”。对于泷川教授，文部大臣以其《刑法读本》等著述容忍通奸罪和内乱罪为由，迫使京大校长令其辞职。京大校长和法学部长多次拒绝文部省的要求，5月26日，内阁命令 强制泷川教授停职。此举导致京大法学部教授全体辞职，并引发一系列学生运动，学生、教授要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文部省在给泷川停职处分之前，对泷川著作的批判理由经过三次变更，包括“客观主义刑法论”“带给学生和社会恶劣影响”和“根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部省最终使用了自由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温床”这一论点。由此，文部省思想统制的范围从原本针对马克思主义，扩大到自由主义。

在泷川事件发酵之际，1933年4月11日，日本内阁协商决定，“为树立中正坚实的思想对策，协调相关各厅的联络，调查审议必要事项”，在内阁总理大臣的监督下设置思想对策协议会。该会委员由内阁书记官长、法制局长官与内务、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各省次官及相关各厅敕任官组成。7—10月，该协议会糅合陆军、内务、文部三省意见，提出四项具体方案：《关于教育与宗教的具体方案》《思想善导方策具体案》《思想取缔方策具体案》《关于社会政策的具体方案》。《关于教育与宗教的具体方案》主要仍是对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初等教育及实业教育的“改善”，重视学生人格、德育的培养，加强对教员任用的管理与培养。《思想善导方策具体案》强调要“阐明、普及作为国家指导原理的日本精神”，扩充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并在地方设置其分支机构，保护、资助日本精神研究者及研究指导团体，查明、修正所谓“不稳思想”。《思想取缔方策具体案》强调改善现行取缔法令，“以进一步强化取缔，完善对不稳思想的预防镇压”。《关于社会政策的具体方案》则是从经济、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稳定社会。

随后，文部省基于上述提案着手扩充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并于1934年5月末将学生部升格为思想局，下设思想课和调查课。该局除延续学生部的一些职能外，增加了指导、监督社会教育团体的职能。

其二，在“国体明征运动”中，文部省为铲除校园自由主义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浓部达吉主张的“天皇机关说”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典型代表，在教育、学术、政治等领域有着极大的影响。日本军部及右翼为彻底打倒以该学说为理论根基的政党政治，建立军部法西斯统治，于1935年发动旨在打倒“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1935年4月10日，文部省训示各级学校校长及府县知事：“当务之急是基于建国大义，振兴日本精神，以期提高国民素养……明征我国尊贵国体之本义。基此谋求教育的改革和振兴，以指明民心所向”，要求教育相关者“严加戒除引发对国体本义之疑惑的言论，保持发扬国体精华的观念，致力于自我钻研，培养学生素养。”7月20日，文部大臣在学生主事会议上训示：针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问题，“必须大力改革大学等学校的教学和训育内容。改善之根本在于我国国体，藏于日本精神”，对于明治以来传入并已长期而广泛地渗 透进国民思想文化的西洋文化，要探讨其实质，“参照日本精神，匡正其谬误，或排除之，或醇化摄取之”。可见，文部省企图通过改革教育，阐明日本国体和日本精神，“修正”自由民主主义。由此，文部省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在宪法学方面采取直接举措。文部省召开地方长官、学务部长、校长会议，传达文部省4月训令，特别是让校长领会宪法的“真正精神”。文部省还调查了帝国大学、公私立大学法学教授及讲师的著述、讲义、论文等，基于上述调查，召集学校负责人，说明“有问题教授”的思想，给予警告。文部省加强了对教授与讲师等的选任、讲座变更、讲义内容的控制，清理了一些所谓“不当”的法制经济教科书。事实上，在文部省发布4月训令前后，各大学已采取了相应措施。中央大学于3月宣布今后不再采用美浓部的宪法论，4月将其辞退。一些大学对涉及“天皇机关说”的讲义、著述，根据《宪法义解》进行文字修改，或者绝版不用，甚至辞退主张“天皇机关说”的教师。文部省还鼓励校园讲授“天皇主权说”，为此，从7月15日开始，文部省召集官公私立高中、专科学校的校长、法制修身科教员、学生主事与帝国大学及官公私立大学的学生主事，召开为期5天的宪法讲习会，分发“天皇主权说”的宪法教育资料。为使教育人员彻底理解《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天皇主权说”本义，文部省委托十余名“权威专家”执笔解说，印刷分发。仅被广泛分发至大学、地方官厅、公立图书馆的金子坚太郎的演讲笔记就达60万部。

设置教学改革评议会，商讨为扫除一切不利之外来思想而进行教学改革事宜。1935年11月，为铲除西洋思想文化的弊端，发展日本文化，“以国体观念与日本精神为本”，寻求学问与教育的改革方法，文部省设置教学改革评议会。该会由大学校长、海陆军军人与文部省、内务省、司法省官僚组成，根据文部大臣的咨询进行有关教学改革重要事项的调查审议，并向文部大臣提出建议。1936年10月，教学改革评议会基于文部大臣的咨询，就“改革、振兴教育之方策”提出如下建议：(1)设置改革教学的中枢机关。政府设置文部大臣管辖下的有力机构，维持、发展日本教育的根本精神，掌管教学改革，监督重要事务，加强与相关方面的联系；设置权威研究机构，“阐明国体与日本精神的真义，促进各种精神学的基础性研究与发展”；设置由学者、教育者、有识者及相关官员组成的参与机关。整合三机关，使之一体化。(2)制订实施教学改革的必要方针。在阐明国体、日本精神方面，展示历代诏敕，特别是《教育敕语》中的国体精神，并与历史对照，同时明确近代西洋思想的本质，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权威主义、理性主义、观念论及唯物论等，批判其影响；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重新认识日本乃至东洋的思维方式，振兴东洋教育与东洋文化，但仍要“醇化摄取欧美文化”，避免排斥或轻视欧美文化。(3)教学改革必要的实施事项。在学术研究方面，在学术体系中阐明日本国体和日本精神，“发展拥有独特内容和方法的精神诸学”；在大学教育方面，从学生的指导教育、教授的选任、教员的培养、学科内容等方面进行改革，重视人格的陶冶，改革考试制度、体育教育、女子教育、社会家庭教育。(4)有关督学、人事制度及教员再教育的实施事项。在督学、视察制度方面，以适应实际的指导为主，将重点置于学术的精神与内容上；在人事制度方面，教育行政官吏的任用需特别留意其学识经验，同时改善地方教育行政官吏任用方法；在教员再教育方面，为使校长、教员拥有作为日本国民的人生观与国家观，规定初中以上的教员与小学教员分别在教学改革的中心机构、各府县国民精神文化讲习所接受有效的再教育。

1936年9月8日，文部省设置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其目的是基于日本国体与日本精神的 “本义”，研究、批判各种外来学术的内容与方法，推动创造、发展日本“独特”的学术、文化，助力教育改革。该委员会由委员长及常任委员组成，共30人，委员长由文部省官僚担任，常任委员主要由大学教授、校长担任，召开常任委员会及专门委员会，举办教育学、日本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艺术等学科部门的学会、公开演讲会。1936—1937年，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召开教育学、哲学、日语与日本文学学会各一次。

其三，编纂、发行《国体的本义》等文献书籍，宣扬神国思想与皇国观念。1935年10月，陆军省军事课在“政府为明征国体所应采取措施”方案中，提出“扩充国体研究机构，给国体本义信念赋予科学基础，确立明征国体的准则”。文部省在1936年制定了为扩充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增加职员的预算。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在继续履行前文所述职能的同时，搜集编撰有关日本文化的基本文献。文部省社会教育局出版了由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人员参与编辑的《国民精神振兴丛书》三辑，分发3.5万部。

文部省思想局也进行了相关文献的编撰发行工作，特别是推出《国体的本义》一书。1936年6月，文部省委托学界权威编撰该书，文部省相关人员会同学者首先就编撰的方针和纲要进行审议，然后由学者写成初稿，并在思想局思想课会议上经过数次修改，再交由局、部级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1937年4月，最终编成《国体的本义》，印刷30万部，由文部省或地方官厅向全国的官公私立小学、青年学校、初高中、专科学校、大学及图书馆等分发。文部省编撰该书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教员正确认识和理解日本国体及其精神，“纠正”西洋思想文化的“弊端”。该书强调日本国体的本义为“大日本帝国，奉万世一系之天皇皇祖神敕，永受其统治。此为万古不易之国体”，并从历史文化角度对此加以阐释。

其四，废除思想局，新设教学局。文部省鉴于时局及教学改革的要求，听取教学改革评议会有关设置教学改革中枢机构的建议，决定废除思想局，在文部省外设置教学局。1937年7月20日，作为文部省外局的教学局成立，“受文部大臣管理，基于国体的本义，掌管教学的改革、振兴事务”。教学局下设企划部、指导部及庶务课。企划部下设企划课和思想课。企划课负责教学改革 与振兴计划的制定；学校及社会教育团体教学改革与振兴的调查；学术研究及其研究设施的调查和奖励，并负责与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联络。思想课负责有关学校及社会教育团体的思想指导；监督和调查国内外社会思想等。指导部下设指导课和普及课。指导课负责教学改革与振兴的指导；对学校及社会教育团体教学改革与振兴的视察指导；对教职员与教育相关者进行教学改革与振兴的再教育；地方国民精神文化讲习设施的管理。普及课负责图书手册的编撰发行；图书的调查、认定及推荐；学术和文化的介绍、普及等。较之思想局，教学局除对学校及社会教育团体进行指导、监督外，还增加了调查、奖励文化普及与研究等职能，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已不属于其管辖范围。

教学局内设“参与”一职，使其参与局务。“参与”从相关各厅敕任官或有学识经验者中选出，由内阁任命。“相关各厅敕任官”主要由与思想统制相关的内务省警保局长、内务省刑事局长及陆海军少将担任，“学识经验者”主要由大学教授、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成员等担任。此时文部省的设想，是按照教学改革评议会的第一条答复设计，将教学局作为教学改革的有力机构，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作为研究机构，进行有关国体、日本精神的学理性研究，将教学局内设置的“参与”作为“有力 的参与机关”，谋求三者合体之效。

此外，文部省还对教科书的编撰进行审查，对学生、教员分别开设日本文化讲义和日本文化教官研究讲习会。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走向法西斯统治的过程中，文部省为配合军部与右翼的专制需求，在教育领域采取了清理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想的一系列统制政策。但文部省对西方思想文化仍保留了“醇化摄取”的态度，而非简单的完全排斥。

三、校园思想统制政策的泛化与强化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走上全面侵华战争之路。1937年8月，为应对时局，日本内阁决议实施 “国民精神总动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文部省通过宣扬日本国体与日本精神，抵制马克思 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的做法，泛化到整个社会。

在实施方面，国民精神总动员分成第一期、第二期以及强调周。以第二次强调周为例，其主旨是“明征作为国民精神总动员核心的国体观念，振兴日本精神，使之具体呈现于社会各个领域”，对于没有经过批判而吸收的外国思想文化，特别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唯物主义等，“立足于日本精神的本义，使国民深刻反省”，努力匡正其弊害。在实施方法上，通过祝贺日本建国之纪元节、发行《周报》等手册、学生爱国游行以及举办有关国体与日本精神的演讲、座谈等加以贯彻。此外，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的《有关国民教化运动宣传实施基本计划》规定，政府进行有关明征国体观念、振兴国民精神的系列宣传。可见，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由文部省在教育研究领域通过强 调天皇制国体与日本精神，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做法，扩大到通过日本政府向全国民众进行宣传。1938年，内务省制造河合荣治郎事件，以其《法西斯主义批判》等著作涉嫌社会主义及反军、反战思想，禁止发售。文部省以“否认国家思想，有违我国国体观念”为由令河合辞去东京大学教职。1939年，右翼学者蓑田胸喜指责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批判《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从根本上否认日本国体的建立渊源和上古神代的史实”，是“大逆思想”。翌年，内务省禁止发售津田著作，文部省令其辞职。随后，津田及其著作出版商以亵渎“皇室尊严”罪被起诉。

总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继续以“日本国体”与“日本精神”打压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西方思想。在统制方式上，右翼学者举报当事者，内务省禁止发售著作，文部省令其辞职，司法省负责起诉当事者，由此形成了对学术研究的思想统制联动方式。

为适应时局发展，文部省教学局在发挥其职能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机构改组。

其一，教学官参与思想统制工作。在教学局设置之初，在官制上“教学官服从上级命令，负责教学改革与振兴相关的调查及指导监督”，同时设置教学官后补。教学官从有职务所需知识与经验者中选出，经高等试验委员的权衡任用。一般而言，教学局按照《教学官学事视察规程》，令教学官视察、指导学校如下事宜：教育内容、组织、设备；学术研究、研究设施；学校及社会教育团体等的思想情况。教学局还通过教学官参与其他思想统制机构的工作，1941年教学局在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增设教学官，教学官主要负责调查学说内容及学界现状、筹划召开学会、编撰发行机关报等事项。教学局在地方也设置相应的教学官。1940年教学局开始在北海道、京都、大阪、福冈等地设置地方教学官各一名，1942年因行政机构精简，地方教学官有所减员，并改由地方管理。除教学改革相关事务外，教学官还负责学术研究的奖励、学校的修炼组织、国民精神文化讲习所、思想对策研究会等事务。可见，教学官可视为教学局的“触手”，参与、管理中央和地方的各类思想统制工作。

其二，建立学校修炼组织。1939年6月，文部省为适应战争需要，动员学生参加生产，以弥补 劳动力的不足，并为将来输送强健的士兵，利用学校假期开展所谓“心身锻炼”运动，组织学生进行集体劳作、军事训练、参观旅行、体育运动等。1940年10月，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德日意三国同盟 的建立以及与英美关系的恶化，近卫文磨内阁开展“新体制运动”，以备发动对英美的战争。文部省认为“学生对当下时局的认识并不充分，生活方面仍有自由主义的残留”，决定进一步加强校园思想统制，铲除自由主义思想。为此，文部省倡导“学行一体”理念，要求建设“学生生活新体制”。文部省召开各类校长会议，商讨决定首先在高等专科学校组织学校修炼组织，各大学根据实际情况与当局协商实施方法后推行。12月，文部省训令“大学教授要致力于教学一体化，依据国体的本义，通过师生同行，学德一体的练习方式，致力于学生的熏化启导”。

修炼组织以“排除自我功利思想，贯彻报国精神”为指导，由教学局教学官负责管理。各校修炼组织由全校教职员、学生组成，还包含校友会等团体，下设总务部、锻炼部、国防训练部、文化部和生活部。总务部负责各部事项的统筹；锻炼部负责义务劳动、合宿训练、体育运动等，通过身心锻炼，培养强健身躯；国防训练部负责学生的国防训练，包括滑翔训练、射击、马术、汽车驾驶等；文化部主要为学生组织所谓“健全”的娱乐文化，消除校内团体的“弊端”；生活部负责对学生校外生活的指导监督。文部省企图通过学校、修炼组织和寄宿制度，构建学生生活的新体制。在新体制下，使背负国运的学生真正认识到战争时局的重大性及其自身的责任。

其三，组建地方思想对策研究会。地方思想问题研究会原本由各道府县地方长官负责组织，研究、应对思想问题。战争长期化后，1939年7月，地方思想问题研究会改组为道府县思想对策研究会，在地方教学官的指导下，在郡、市、町、村以及学校、公司、工厂等单位构建思想指导网，给予补助金支持。其主要活动内容：(1)培养地方思想指导者，培训学校负责思想工作的教职员；(2)彻底强化思想上的国防，以学校、公司、工厂为单位，开设有关思想国防的研究会、读书会；(3)激发普通国民的思想国防意识，学校职员起到启发指导作用；(4)增强战力，培养国民学校、青年学校毕业者的“皇道勤劳观”。

其四，改组教学局，组建教学炼成所。首先，改组教学局的机构与职能。作为文部省的外局，教学局成立以来多次扩充。1942年9月，日本精简行政机构，教学局成为文部省的内局，负责教学改革、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及国民炼成所、教育会等教育研究团体的相关事务。1943年10月，文部省撤销教化局，将其负责的社会文化相关事务并入教学局。其次，设置教学炼成所。1941年10月，文部省为“使国民排除自我功利的思想，基于国体的本义，践行挺身义勇奉公的精神”，主张“需培养各行各业的标兵”，提议设置国民炼成所。1942年1月，国民炼成所正式成立，受文部大臣管理，教学局成为文部省内局后，国民炼成所由教学局负责。该所由学寮、企划课、庶务课和炼成会组成，指导官负责具体事务，大多从教学官中选出。学寮是培养单位，受训者被称为“寮生”。寮生是“高等专科学校、国民学校的相关教职员、教育行政人员，普通官吏与公务员，青年指导者，国民各阶层的指导者”，多为教育或思想指导从业者。寮生每日有较为严格的日课，早上5点起床、班级点名、盥洗；5点半静坐；6点集合、全体点名、升国旗、遥拜皇城、早会、体操；7点早餐；8点上课或演习；12点午饭；下午1点参加农业等集体劳动、武道训练等；4点降国旗、入浴；5 点晚餐；6点举办研究会、座谈会或自习；8点静坐、唱“皇歌”、反省、晚会；9点点名、整理、就寝 ；9点半熄灯。其课程有国体本义、皇国史、东西洋思想、教育学、经济学、自然学、国防学等，大多以“皇国”视角开展教学，教授有助于日本应对战局的内容。

随着太平洋战场局势进一步逆转，1943年日本逐渐迎来本土作战并走向战败，其人力、物力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为应对时局，进一步强化国内防御体制，日本政府于9月22日发布《关于强化国内体制的阁议决定》，进一步裁减机构。11月1日，文部省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国民炼成所合 并为教学炼成所，受教学局管理，“基于国体本义，负责研究教学，培养教职员等，作为国民先导”，其主要事务包括精神诸学、教育研究及教职员培养等。12月，内阁决议通过《关于确立战时国民思想的基本方策纲要》，就贯彻国体本义和教学改革，要求“动员学者、思想家，阐明皇国之道；肃清学术与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确立贯彻日本精神的各类学问，使其深入实际 的教育教化”，并把“高度发扬精忠报国的精神作为第一要义”；就思想取缔，要求“强化对共产主义运动、谍报活动、反军思想、非合法直接行动等的防范镇压”，并防范其他扰乱民心、要求媾和等思想。尽管文部省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进一步强化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统制政策，大力宣扬 “神国思想”与“皇国观念”，但未能阻止日本的战败。

要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文部省通过强调日本国体和日本精神来加强对校园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的统制，且因战事扩大及国民精神总动员而将此种统制扩大到全体国 民。为适应战时劳动力不足及输送强健士兵的需要，在教育方式上，文部省对师生贯彻“学行一体”方针，强化师生参加劳动生产、军事训练活动，从而将学校师生裹挟至对外侵略的战车上。在此期间，文部省放弃“醇化摄取”西方思想的主张，全面反对西方思想的趋势日趋明显。

结 语

文部省对校园的思想统制，区别于内务省、司法省的事后暴力取缔，主要以引导、教育、培训 等方式展开，重在预先防范。其核心内容是从思想上根植以“神国思想”与“皇国观念”为根基的“日 本国体”与“日本精神”，抵御、铲除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西方外来思想，以强化日本国内的思想统一与团结，助力对外侵略战争。为此，文部省设置了学生课、学生部、思想局、教学局等一系列校园思想统制机构，组建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国民炼成所、教学炼成所等一系列研究思想问题、培训从事校园思想指导工作的教职员乃至改造“问题”学生、培养战争后备军的机构。文部省的思想统制政策，为构建与维持日本的总体战体制与法西斯统治，进而服务于对外侵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